论《对花》流传同宗现象.docVIP

论《对花》流传同宗现象中国汉族民歌按音乐体裁的不同特点，一般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风俗歌曲、儿歌等体裁类别。这些民歌音乐的性质各不相同，传播方式也有很大区别。一般说来，劳动号子、山歌、风俗歌曲的地域性和个性比较强，其旋律与本地方言的语调结合得甚为紧密，多局限在本地区传唱；而小调则不同。由于它的结构比较规格，旋律通俗流畅，具有民间音乐的一些共性，唱词所反映的内容也多为人们感兴趣的历史故事或社会生活题材，因此，易于向外交流传播。当流传到其他地区后，大多能“入乡随俗”，很自然地与异地的民俗、方言（乃至土语）等相结合，经过一段时间的传唱，就可在新的文化土壤和生活土壤中扎下根来，久而久之，便被融合成具有当地本土特色的民歌，成为该民歌在异地流传的各种变体；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该民歌为母体的，拥有众多子体的同宗民歌的家族。这类流传于各地的同宗民歌小调比较常见，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孟姜女哭长城》、《绣荷包》、《茉莉花》、《对花》、《小放牛》、《小白菜》、《糊涂调》、《十里墩》、《割韭菜》、《卖杂货》、《补缸调》、《十杯酒》、《五更调》、《梳妆台》、《走西口》、《五哥放羊》、《光棍哭妻》、《妓女告状》、《尼姑思凡》、《花鼓调》等等。 中国民歌丰富多姿，它的的传承和发展犹如一条长河，从久远的过去流淌到今天，还要一直奔流向未来。同宗民歌不仅在每个时代有丰富的传统民歌，而且又在不断产生新民歌，这才使得各种民歌的同宗家族代代延绵不断地传承下去。 一、什么是“同宗民歌”？ “同宗民歌”概念，是由冯光钰先生首先提出，也是他首先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虽然冯光钰先生的《中国同宗民歌》一书，在1998年才得以正式出版，但是，他所提出的“同宗民歌”概念，以及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对“同宗民歌”的研究，却早在10年前就已经发表了出来。冯光钰教授的《中国同宗民歌》，是一部对民歌流变和传播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也是他“中国传统音乐传播”研究专题的成果之一。 冯先生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流变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坐标，纵向和横向的发展组成了丰富的音乐织网。纵，可以看出上下千百年的传承脉动状况；横，亦可了解派生情况纷繁传播的网络。这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各种类型中，由纵横传播而产生的“同宗”性质的音乐是随处可见的。音乐的“同宗”状态主要表现在由某个基本调（或称“母曲”、“母体”）从此地流传到彼地乃至全国各地，与异地音乐融合而演变派生出若干子体（或称“子曲”、“变体”、“又一体”）音乐群落中。这些有着亲缘关系的“同宗音乐”网络系统成员，犹如同一宗族大家庭的同胞一样，既有一定的血脉传承关系，彼此存在相像之处；又在代代繁衍过程中，产生一定变异，各有其特点。”音乐的“同宗”，在各种类型、体裁的歌种、乐种、剧种、曲种中的表现形式虽各不相同，但由某一基本调（母体）或音乐形态（含伴奏形式）派生演变出若干变体（子体）的特征却是相似的。 冯光钰先生在《中国同宗民歌》这本书中，把同宗民歌，分为六种类型。 第一种是词曲大同小异。即唱词内容大体相同，曲调是在同一首母体的基础上，通过与当地音乐及方言语调有机结合，派生出与母体大同小异的变体，如《孟姜女哭长城》、《茉莉花》、《小白菜》、《放风筝》、《补缸调》、《梳妆台》、《糊涂调》、《瓜子仁》、《画扇面》等。 第二种是词同曲异。即各种变体的题材内容相似，曲调则不尽相同，如《绣荷包》、《对花》、《九连环》、《十里墩》、《卖杂货》、《尼姑思凡》、《走西口》、《五哥放羊》等。第三是曲同词异。各种变体是源于同一曲调母体，但由于大多数唱词是采取倚声填词而成，不尽相同，如《凤阳歌》、《八段锦》、《采茶歌》等。 第四种是框架结构相同而词曲各异，如《叠断桥》、《剪剪花》、《五更调》、《十杯酒》等。 第五种是衬词相同而词曲各异，如《莲花落》、《太平年》等。 第六种是框架结构及尾腔相同而词曲各异，如《银纽丝》、《花鼓调》等民歌的各种变体的共性主要体现在音乐结构及具有特性的尾腔上。 本文所要论述的《对花》这首民歌属于冯先生归类的词同曲异的同宗民歌这一类。 二、《对花》的流传历史 《对花》是中国耳熟能详的民歌，在全国各地均为流行，特别是北方诸省市更为普遍。在流传过程中，各地又有很多种称谓，如《正对花》、《反对花》、《十对花》、《十朵花》、《十二月花调》、《四季对花》、《猜花》、《献花》《散花》等。这众多的“对花”都是以猜花的方式逗趣取乐，大多采取男女对唱。有的还在“对花”中插叙历史典故。或抒发青年男女的爱情。 《对花》是明清俗曲中的代表性曲目。据近代民俗学学者李家瑞《北京俗曲略》（1933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一书中的“对花”条中说：“对花相传是东北三省传来的，曲文中每段都是一问一答，所说的又是花名，所以称为对花。”他在文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