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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犯罪主体之犯罪经济人经济分析摘要：经济学分析作为一种工具，日益渗透到犯罪学领域，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用于解析犯罪现象、研究犯罪问题，进而追求控制犯罪的最佳方略，是犯罪经济学的根本任务。然而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的行为，脱离人的属性去寻找社会现象的本质会显得缺乏说服力。本文通过对“经济人”的假设进而引出“犯罪经济人”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经济人 犯罪经济人 经济学分析作为一种工具，日益渗透到犯罪学领域，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就提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为一种统一的解释。[1]”然而，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的行为，一个人一生都在表演社会给他规定的角色，在犯罪学领域，脱离人的属性去寻找社会现象的本质会显得缺乏说服力。 一、“经济人”的假定及特征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之一，其核心内容为：在假定的理想社会环境中，每个行为人都是以功利为指导思想的、有理性的个人，都是能够对成本——收益进行计算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经济人”假设，旨在说明人们选择犯罪是在对犯罪行为的成本收益理性分析后的抉择。由此，波斯纳认为任何一个罪犯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2]。 开“经济人”理论先河的当属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都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3]基于“经济人”假设，研究刑罚和犯罪问题的经济学家旨在说明人们选择犯罪是其理性分析后的抉择，是充分衡量其犯罪行为的成本收益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由此，波斯纳认为任何一个罪犯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4] 在物质方面无穷无尽的欲望是“经济人”最重要的特征，他们的需求不是仅仅单纯地拥有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其次，利己主义是其行为的根源，它不同于所谓的“自私”。“自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全然不顾别人的利益，含有一层否定的意思。而利己主义是指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5]在斯密看来，利己心是人的本质属性，每一个人当然地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人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已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6]。“经济人”假设揭示了自利性是人的基础属性，但不能就此认为经济学把自私自利作为人的唯一特性。而且，合法的经济行为与非法的经济犯罪正是合法的“经济人”与“犯罪经济人”的区别所在。 二、“犯罪经济人”特征及意义 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正常、普遍属性的描述，并非所有的犯罪都符合犯罪经济人的标准。“犯罪经济人”是一个具有特殊的需要预期并选择了特殊的满足需要方式的“经济人”群体。 （一）犯罪经济人的特征 “犯罪经济人”首先是“经济人”，因而具有经济人的一切属性，但同时它还具有以下特征： （1）需要的恶性膨胀性。我们不否认一个人基本需要的合理性，但一个人想从社会中不劳而获或付出很少想得到很多，即属不合理需要。同时，需要是发展变化的。“我们不能要求现在的美国人过着每天吃卷心菜、菠菜、猪肝和面粉，每年花300美元或者每天花80美分维持一个成年人的基本营养的生活。[7]” 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应当以社会的尺度为衡量。如果每个人的需要脱离了客观现实，脱离了社会提供的条件，无节制的发展，并且把个人需要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之上，违背社会公德和社会规范，即属不合理需要的恶性膨胀，如任由其发展，必然会与社会产生冲突。 （2）理性有限性。个人的需求满足需要通过行为实现。经济学研究也表明，人的行为特性包括理性和追求自我利益的倾向两个要素。然而，经济人的行为是具有理性的。犯罪经济人的需要有不合理性，并且其行为理性也是有限的。因为，犯罪经济人受其所处环境的约束和计算能力的限制，在对投入和效益衡量时，不能准确地估量、预测风险损失及概率。但一旦有了成功的尝试，会刺激其需要，经验也会更加丰富，给社会的防范、治理会带来更大的困难。 （3）机会主义倾向性。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犯罪经济人会经济地选择其可犯罪区域。马克思指出，个人对各个范围的法的蓄意侵害，“不是由于它们互相对立的社会职能的性质”造成的，而“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