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良效家庭德育移情机制建构.doc

论良效家庭德育移情机制建构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极端个人主义的幽灵四处游荡着，使我们明显感觉到道德力量的薄弱，人性的岌岌可危。要消除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我们需要重建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这种重建既需要物质资源，也更需要人文资源。在寻觅道德建设资源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最为广泛、最为丰富的人文资源没有被有效利用，甚至被误用，其发挥的作用是令人担忧的。它就是每一个家庭中最能取之不尽的人文资源，即亲情。亲情是一种与生俱来、发源于人类本能的情感，如何把亲情转化成为一种社会德育力量和教育财富？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美国当代道德教育心理学家马丁L?霍夫曼教授所写的《移情与道德发展》为现代道德重建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借助他的启迪，特在本文中讨论如何建构家庭德育的情感教育机制，使之能把家庭亲情扩展为民族之情，转化为内涵有社会关爱和社会正义而亲近社会的高尚道德情操。 一、亲情误区容易导致不良结果 “望子成龙”成为中国家庭一种极为普遍的心理情结，也是家庭亲情付出的主要目的。心理学试验证明，教育过程中存在一种“皮格马利翁”现象，即对受教育者良好预期与教育结果呈正相关。教育的展开首先需要好的设计，但良好的预期并不等于良好结果，好设计得以实现还需要好的教育方法。家庭中浓浓的亲情，是道德教育的美好资源，但是教育方法上的迷失，却使许多家庭丧失了亲情资源的开发价值，许多家长困惑不已、一味感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 误区之一：溺爱。家庭溺爱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中比较常见，它容易导致未成年人的过分依赖感，它常常会使家庭教育丧失建立关怀德育的最佳时期。所谓依赖感是人类在自身生存历史中对各种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信任、依附、恐惧、担心、安慰、感谢等种种与生存相关的感觉综合。依赖感是未成年人常常表现的一种情感，随着人的生命成长过程，它逐渐由孩童对具体对象的依赖，扩展为对整个生命寻求根本庇护和归宿的愿望，由生存的客观需要转化为心理的主观需要。依赖感是人类的一种正常情感。引导得好，它可以成为互相关爱和寻求信仰的基础。引导得不好，它容易向坏的方面发展，使未成年人逐渐消解自我，而丧失独立的行为能力。在溺爱环境中生长的孩子不懂得关心他人，难以亲近社会，容易变得越来越自私。如此下去，在这种溺爱环境中教育中所必须具有的权威力量就会逐渐地、悄然地丧失了。 误区之二：圣人期望的歧途。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四二一”（祖辈四人、父母亲二人、孩子一人）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导致了高期望值的亲情预期，但是许多家庭却使这种圣人预期走入歧途。中国家庭是圣人期望陷入误区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中国圣人道德文化还没有圆满完成现代的梳理和转型。中国人一直有非常深厚的“圣人情结”，这种情结源自“圣人”文化传统，中国远在甲古文时期就出现了“圣”字。翻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典籍，圣人二字比比皆是，造作圣人、美化圣人、学做圣人，一直是中国士人的追求与梦想。中国人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后，却没有使圣人情结与现代接轨，出现了圣人文化传统的“断裂”，使我们在面对现代化的多元文化碰撞中，对于人文工具的选择难免有些无所适从。二是受到科学主义的严重挤压。圣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既有智商，也有情商。而在技术权威甚嚣尘上的现代社会，教育活动被扭曲成单纯的智化活动；圣人道德教育被片面化，脱离未成年人的“主体”特性，成为“标准件”的制造过程。三是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的条件下，“养儿防老”的观念被不断强化。家庭长辈们把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不能实现的希望全部压在孩子身上。如此这般沉重的压力，孩子当然难以感受到生活的快乐，甚至会产生厌学厌世情绪。在沉重的亲情压力之下，如果孩子想追求快乐，他就会对长辈有抵触，甚至成为逃避学习的“叛逆者”。 误区之三：家长专制主义的偏好。中国是一个崇尚文明的礼仪国家，在“天地君亲师”传统的“礼法”伦理中，树立了家长是亲子交往中的绝对权威的理念，所谓亲子交往指的是长辈与未成年人子女的交往。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以及解放后的政治教育的“听话”教育，不断强化了家长和老师对专制权威偏好的意识。在亲子教育过程中，许多家庭沉醉于“严师出高徒”惯性思维，对孩子采取专制主义的教育方法，全然不顾孩子生命成长过程的个性变化和兴趣爱好。结果使许多家长感叹不已：为孩子的前途，我操心了，我付出了，为什么不能如愿以偿！最早研究家庭教养方式的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的鲍姆利特，他按照控制和温情两个维度，把家庭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麦考比和马丁又进一步把家庭教养分为四类：权威型、专制型、沉溺型和忽视型。他们的研究表明：权威型父母对儿童有较多的温情、较明确的要求，能够在亲子间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对儿童的约束，形成较为一致的反应。相比之下，其它类型的教养方式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