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书院制度演变及其教学特色.docVIP

试论中国古代书院制度演变及其教学特色[摘 要]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教育组织，形成于唐末五代，兴盛于两宋，历元明至清末，前后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它在组织形式、经费来源、教学活动诸方面都有显著特色，对封建社会后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影响深远。 [关键词] 书院 演变 教学特色 影响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教育组织，形成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历经元明清，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对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学术的繁荣产生过重大影响。 书院的产生 书院是在古代私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更高级、完备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将原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一年（723年）、十二年（724年），先后在京师长安光顺门外与东都洛阳明福门外设置丽正书院。[1]到了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与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因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遂改为集贤殿书院。然而，所谓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2]，是官方校刻、收藏古书的机构，“非士子肄业之所也”[3]。当然，民间私人也有书院，不过是士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亦不具备教育机构的功能。 唐代末年，已出现私人讲学于书院的情况，五代继之，然皆规模较小，制度尚不完备，只能看作书院的萌芽阶段。书院的真正形成和制度化，是在宋代。 宋代书院的兴盛 关于书院兴起的原因，朱熹曾有一段话分析：“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即书院），以为群居讲习之所”[4]。可见，主要是因为五代时统治者不重视教育，官学不振，无法满足士人读书求学的需要，书院因之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宋初书院得到很大的发展，以至于出现了闻名于世的“四大书院”。“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据宋王应麟《玉海》，指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下，该处为唐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因李曾养一白鹿自随而得名。南唐升元年间，因洞建学馆，以李善道为洞主，时称“白鹿洞国庠”。岳麓书院于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由知潭州朱洞始建。应天府书院原为宋初学者戚同文旧居及讲学授徒之所，真宗时郡民曹诚就此建学舍150间，聚书数万卷，与戚同文嫡孙戚舜宾一起招生讲学，后来捐献给朝廷。嵩阳书院原为嵩阳观，后周始建院，宋代理学之“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外石鼓山书院、茅山书院也很重要。 宋初统治者对书院大力支持提倡，不少书院都得到朝廷的赐书、赐田和赐予的匾额。但北宋教育的主渠道是官学，它与科举相结合，为统治者培养和选拔了大批人才，书院只处于从属地位。书院的真正兴旺发达，是在南宋。 南宋虽有官学，但衰败不堪，于是书院大为发展。书院的兴盛和理学的传播也有很大关系。南宋学者大多研究理学，他们积极创办书院进行讲学，书院成为理学的传播基地。朱熹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重修白鹿洞书院。他为书院确立方针和制度，延请名师，征集图书，并亲自教授生徒，为南宋及后代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朱熹所定教规称《白鹿洞书院揭示》。它包括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又修复和扩建了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相继兴复，对当时书院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各地争相仿效，建立书院。其中著名者，除白鹿洞、岳麓书院外，还有象山书院，为理学家陆九渊讲学之所；丽泽书院，为吕祖谦讲学之所。这就是清人全祖望在《鲒?亭集外编》中所列举的南宋“四大书院”。 书院的制度，到南宋时期才正式确立和完善。由于官学衰落，南宋书院成为当时主要的教育机关，作用巨大。 元明清时期书院的演变 元代统治者一方面扶持和保护书院，一方面对其加强控制。元代书院有一个重大变化，即书院主持人由朝廷派员担任，书院与官学一样受各级官府的管辖。 元代最早的书院为太宗八年（1236年）建立的太极书院（纪念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到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世祖下诏：“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5]此后书院增多。 然而元代书院数量虽超过南宋，质量则不及。明初规定科举必由学校，于是官学受到高度重视，书院转衰。直到宪宗成化以后，王守仁“心学”兴起，他与湛若水等理学大师到处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王守仁先后创建龙岗书院、濂溪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