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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重塑中国当代话语前提【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国际汉学》主编。 研究方向：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欧洲汉学史等。 主要著作：《东西流水终相逢》、《欧洲早期汉学史》、《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等。 摘要 构建中国自己的当代文化体系和话语系统，首先要说明中国文化从古至今的历史统一性，回答西方，中国古代文化并不是博物馆的文化，它仍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次要告诉国人，鲜活的当代中国文化并未迷茫，它有着历史的根由；第三，应理直气壮地告诉西方与国内，说明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只有揭示出中国文化内在连续性和统一性，方能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 中国文化 连续性 统一性 话语体系 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崛起，近百年来中国人所追求的梦想即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三千年的历史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近四百年的艰苦探索使我们古老的文化涅槃再生，强大富饶的当代中国使我们感到自豪与骄傲。作为人类史上至今唯一延续下来的古代文化大国，作为一个有着超多人口、超大面积的大国，中国有理由对自己的成功做出理论与文化的说明，中国有资格对近四百年来的世界现代化理论做出自己的解释，中国应该建立一套既符合于人类文明价值，又有自己文化特色的话语体系。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文化都是一个“断裂”的文化。古代文化已经“死亡”，革命文化不符合西方建立的话语体系，改革以来的文化鲜活但却混杂不清。只有揭示出中国文化内在连续性和统一性，我们方能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逻辑 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是一个有宗教性而非严格宗教的思想派别，因而它不像一些具有严格宗教信仰的文化，对其他外来文化具有排他性。中国文化具有伟大的包容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罕见吸收外来文化能力的母体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就是一个伟大的例证。正是佛教的传入，才激发出宋明理学这一儒家思想发展的最高峰；而佛教在中国经过六百多年的发展，也产生了自己的中国形态——禅宗；到明代时，中国的儒、释、道则实现了三教合一。 自晚明以来，中国正经历着它第二次最伟大的文化吸收和融合：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它的现代文化。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晚明万历年间到乾隆年间。约三百年的历史，是对西方文化的最初接触和学习阶段。自晚明以来，中国文化和思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消化各类西方人所带来的西学。在明末清初之际，西学还是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在中文的话语环境中扩展影响，文人举子们也是以平和的态度看待西学。虽然期间文化的冲突迭起，但耶稣会“合儒”的传教路线，使士人在读这些“西儒”的书时，尚有自己本土文化的底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称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①以及为何许理和（Erich Zürcher，1928～2008）将其称为“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②在这个阶段，双方相互慕恋，中西方文化在一种平等状态下相互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开始了它的重要变迁。清初的“乾嘉学派”绝不能仅仅从清初的文字狱、满族人的文化压迫政策来解释，其产生的真正动力是来华的耶稣会所介绍的西学，西学才是清初汉学发生的真正原因。今天中国的学术仍受着乾嘉学派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从晚清到新中国诞生。这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的压迫与蹂躏下痛苦地学习西方的阶段，是一段西方作为“老师”不断欺压、侵略自己的“学生”——中国的历史。西方以殖民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使中国传统的文化从制度上瓦解。晚清时局巨变，中西文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中国学家任达（Douglas R.Reynolds）所说：“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根本性的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③这种重大的变化在学术上就是“援西入中”，以“六艺”、“四部”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框架被解体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建构开始逐步形成。这个阶段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学习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独立，完全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