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和接受-关于文学和电影改编.docVIP

选择和接受:关于文学和电影改编摘 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电影改编是电影对文学的一种选择与接受的方式。文学和电影之间存在艺术特性上的差异性，这样的差异性决定了电影对文学进行改编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文学的电影改编，必须满足三个要点。 关键词：艺术创作；接受美学；电影改编；电影艺术；文学；艺术作品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文学和电影在艺术形态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适合被改编，凡是被改编成功的文学作品，应该符合以下的要求。 一、留白与改编空间：对文学文本电影改编的前提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让处于不同时代环境之下，体验不同人生的受众产生共鸣，在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阐释中获得新的认知与审美愉悦感受。而能够进入电影改编者视野的文学作品，必定是洞悉社会发展脉络，揣摩受众心理入微，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感染力的作品。不仅如此，这些作品还必须具备电影改编的可能性：在作品中有足够的留白。这种留白适合于通过影像呈现并能够得到大众的接受与认可，从而为电影改编者营造了改编的空间。从这个角度而言，是电影结构故事的一条捷径。 从鲁迅、沈从文、老舍到张爱玲，无论是对国家社会命运的关注与思考、人性的探索、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还是对平凡世界中真善美的歌颂，抑或是对十里洋场的浓墨重彩，电影改编者选择的，都是文学文本被公认为杰作、又有足够留白，可以让影像来呈现的作品。比如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讲述了女主人公翠翠的一段朦胧而了无结局的爱情，但爱情却不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全部。小说描绘了翠翠和爷爷平凡宁静的人生，淡化了孤独与清贫，却尽量展现他们与自然和乡人的和谐关系，讴歌了边城人民朴素正直、善良忠诚的人性美、人情美。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保留了湘西旧社会的面貌和湘西人民真实的内心世界，读者可以从中找寻到宁静的世外桃源，享受到纯美洁净的人性世界。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被评论界认为是“没有改编的改编”，影片中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真善美的人性之光，用浪漫主义手法展示出民国初年湘西小山村的风土人情和美丽的自然风光，具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情调。再如张爱玲的作品，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因其政治立场以及与主流文化相差甚远的“特立独行”的写作意识而难以进入主流文学的范畴，但其作品的魅力却大浪淘沙，久而弥坚。张爱玲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作品，她作品中的“留白”，给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不断激发读者的艺术感知和审美体验。同时张爱玲小说具有色彩、光线、蒙太奇、摄影机视角等电影特性，使其更受众多电影工作者的青睐。80年代以来，张爱玲有六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分别是《倾城之恋》、《怨女》、《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海上花》和《色戒》。电影改编这一新的诠释方式让受众重新认识到张爱玲作品的价值，电影的成功改编也促使更多的受众重新回归文本，去阅读张爱玲的原作，因此掀起了两次“张爱玲热”。 二、交互与融合：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的目标境界 概而言之，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的融合因子，包括两个要点：第一，文学作品的主导元素必须适合影像的表达方式。文学和电影都具有叙事性，因而在表现叙事上，两者相得益彰。但如果文学文本是以人物性格描绘、内心世界剖析为主导，即使是大师名作，也很难改编成广受欢迎的电影。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就曾经指出：“小说的世界主要是一种精神的连续。这种连续现在常常含有某些非电影所能掌握的元素，因为这些元素并不具有可资表现的客观形态。”①例如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激励了几代读者，并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但改编成电影却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原作寓言式的构思及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巨大冰山式的隐喻、象征，在以画面造型为主的直观、具象的电影世界里显得无比苍白和单薄。在电影中虽然可以运用蒙太奇等技巧来表现人物瞬间的心理活动和不同时空的交错，但是电影对那些通过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来构成的小说和意念化的小说依然无能为力。第二，电影的时长决定其表现的内容有限，不可能包括文学作品的所有内容，只能选择符合电影主题的内容加以表现。一般电影的时长是两个小时左右，因而容量有限。而电影播放时转瞬即逝的特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像小说那样承载太多历史人文的信息，也不适宜表现太过复杂深邃的思想感情。1981年桑弧、傅敬恭执导的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子夜》，以民族工业家吴荪甫为主角，再现了他雄心勃勃企图办民族工业，却最终破产的悲剧，以小见大，凸显了中国半殖民地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况。而茅盾的原著以五条线索展开，描写了包括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复杂的情节，呈现了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但是如此复杂与厚重的原作，无法在银幕上完全展现。电影改编者在原作的鸿篇巨制中正确的选择与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