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曼陀及郁风苗子艺术馆.doc

郁曼陀及郁风苗子艺术馆粉墙黛瓦，两层楼的民宅。这座总面积400多平方米的郁家老屋静静地坐落在富春江畔，如今成为郁风苗子艺术馆。馆内收藏有郁风、黄苗子编著书籍30余种，书画作品40余幅，不同时期影像照片200多张，往来书信100多封。前不久，艺术馆正式免费对社会开放。 开馆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贺信。刘延东在贺信中说，郁风、黄苗子伉俪是我国当代卓有成就和影响的著名艺术家，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即投身于左翼文艺事业，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中也贡献良多。在数十年艺术生涯中，他们始终坚持对艺术的笃敬信念和真诚追求，勤奋耕耘，硕果累累。他们的艺术创作、研究和活动响应社会进步的旋律，伴随时代前进的脉搏，演绎出独特、优美的乐章。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一直热心奉献社会，激励后学，多次将作品和收藏捐赠给美术馆、纪念馆等社会公益机构，将艺术成果回馈社会和人民。 1933年，17岁的郁风从北京到上海，师从女画家潘玉良，是美术界初露尖尖角的新荷。 已成为漫画界新秀的19岁的黄苗子，也从香港来到上海。郁风对他印象一般，“挺调皮，爱说笑话”而已。黄苗子却对她“印象很好”，觉得她“个高”，“气派很大，完全是目空一切”。郁风的气场令他刮目相看。 乳名“大风”的郁风的确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魄。父亲郁曼陀是法院庭长，他看重郁风的才气，省吃俭用，攒了一笔钱准备送她去巴黎学画。护照办好了，恶补了一个月的法文。母亲在漂亮的旅行箱里塞满了令妹妹们羡慕不已的绣花旗袍，她却毅然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开箱散衣，同郭沫若、夏衍去广州及香港办《救亡日报》。看着她飘然出门，母亲陈碧岑口占一联：“漂流从此始；怜尔已无家。”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杂志发表了郁风的自画像《风》，同期刊登了黄苗子的插图，这是两人初次共同亮相，彼此并未意识到，他们今后有60多年的书画情缘。 次年郁风参加左联的话剧活动，在宋之的的《武则天》里出演武则天，虽从没演过戏，但她“艺高人胆大”，演绎出了一代女皇的文韬武略。 1937年，黄苗子、郁风都避难到广州，后又到重庆。 1944年5月，黄苗子、郁风在重庆举行订婚仪式，夏衍是证婚人。 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郁风、黄苗子夫妇双双定性为右派，并经历了7年的牢狱之灾。“文革”时，黄苗子到北大荒劳改，郁风带着孩子苦守。在这身临绝境的岁月中，他们秉持着至圣的生命观，并没有对生活失去热情。 有一次，郁风为友人读了黄苗子从东北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穿过森林，翻过了岭，啊！好一片北国风光！”郁风笑出了眼泪：“你看他还有这个雅兴！还北国风光……” “右派”与冤狱平反后，郁风进入新的生活状态，重新拾起书法、绘画、写作等艺术活计，成为美术评论家、散文家、画家。她和苗子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1994年，黄苗子郁风在北京炎黄艺术馆推出了夫妻书画联展，距离他们第一次在上海《良友》杂志上的共同亮相，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在20世纪的中国艺坛，郁风与黄苗子这一对艺术伉俪相濡以沫，相携走过了60载艺术人生。对艺术的共同信仰与执著追求，是贯穿郁风苗子夫妇生活的一根恒久的生命线。 2007年4月，郁风因病去世，大风逝兮爱却永远飞扬在她的精美画作里。 “春生鹳山花草梦，儿家门巷达夫坊。”郁风的父亲郁曼陀是郁达夫的长兄。他的姓名叫郁华，字曼陀。 郁曼陀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职司法界。1932年到上海后任江苏高二分院刑庭庭长，主管刑事诉讼案。当时上海白色恐怖笼罩，郁华执法如山，正气凛然。他总是尽力帮助一些进步人士解脱险境。1933年廖承志同志被捕入狱，郁华坚决拒绝南京政府军法处的引渡要求，后经郁华等多人营救，终于被释出狱。为此何香凝曾作《春兰秋菊》图赠郁华留念。对为非作歹的日寇汉奸，只要落入法网，郁华总是严加制裁。因而他被敌人视为眼中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39年11月23日清晨，阴雨霏霏，郁华在驱车去法院途中遭日伪特务枪击，胸部连中三弹，当即倒卧车中，以身殉职，成为我国司法界在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的第一人。1940年上海各界人士为他隆重举行追悼会，远在新加坡的郁达夫寄来亲手书写的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几年后的1945年秋，郁达夫也在印尼的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应了“各有清名闻海内”之言。郭沫若写有纪念“郁氏双烈”的诗句： 难兄难弟同殉国， 春兰秋菊见精神。 1947年4月，浙江富阳在鹳山东麓举行公祭，郁华的血衣葬于鹳山。郭沫若撰写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志铭》，并由马叙伦成书刻石。郭老的铭文是：“石可磷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凝血与山川共碧！”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