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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组织法功能异化现象反思及重构 　　行政组织法是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对内部行政关系进行法律调整和规范，下面是小编搜集的一篇关于我国行政组织法功能异化现象反思与重构探究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借鉴。 　　行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是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参与主体，内部行政行为是行政组织实施内部管理的基本方式， 依法管理则是行政组织法最基本的模式抉择。 行政组织法的主要任务、调整方式和管理模式造就了行政组织法的法律功能，通过法律规范性的介入，确保行政组织运行始终处于法律控制之下。我国尽管在立法层面宣示了行政组织法的法律功能，如：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直接体现了政府机构依法组建运行的精神，《公务员法》也确定了依法管理公务员的原则，在行政组织管理的局部领域进行了正式立法。 但在实际运行中，特别是与我国特殊干部体制和公务员管理机制相适应，行政组织被视作国家行政机器组成部分，行政组织运行更倾向于满足政治利益和国家治理需要，服务于执政目标，沉浸在浓厚的“政治语境”之中，使得行政组织本身应当具有的法律功能时常被软化直至异化，成为阻碍行政组织法健康发展和行政法治整体推进的一块“短板”. 　　一、功能之变：从分化到异化 　　长期以来，对行政组织法法律功能问题，学界认识不一。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应松年和薛刚凌就已发现，“行政法学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行政组织法规范的是行政组织内部的事情，与行政机关的对外管理无关，甚至没有必要作为行政法律制度研究”. 朱新力认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狭义的行政组织法研究多限于对中央与地方政府机构的白描式叙事，介绍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的组织机构、职能、权限及其工作人员等等”[2],而这些与法律调整方式并不搭界。 郑春燕直截了当提出，应当以行政任务而非依法规范主导行政组织法改革①。 　　实务部门对行政组织法法律功能也关注不够， 沈开举悲观地认为，“尽管很多学者 30 多年来一直不懈地呼吁和鼓吹行政组织法，但由于没有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同、回应和支持，这一研究领域最终日渐式微”[3]. 薛刚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组织法处于严重缺位状态，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发展迟缓”[4]. 对行政组织法法律功能的不同认识，直接引发了对行政组织法“政”与“法”功能分化问题的思考。 　　按照卢曼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理论，“在社会系统的演变中，为了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社会系统往往通过他所说的偶然性公式(contingency formulae) 和 沟通媒介(communicationemedia)，来面对它们”[5]. 在卢曼看来，偶然性公式揭示了社会传播的双方都存在不确定性，即双重偶然性;沟通媒介由各种符码构成，每一种象征性符码都确立了特定规则作为相互连接手段，通过沟通媒介的建构可以解决双重偶然性带来的社会系统复杂性问题。一个独立的功能子系统能够发展出标志自身功能的沟通媒介， 产生与沟通方式相适应的特定符码及运用规则，从而彰显出系统的主体性和清晰疆域。 “合法/非法这对二元符码是法律系统的独特编码形式，也是法律系统与其他功能系统区分的依据”[6]. 周祖成基于对法律与政治共生和差异化的研究，认为法律是一种规范性存在和中性的制度机制，规范性是法律的本质内涵;政治则是一种权威管制力量，是强制与服从的逻辑①。 在政治和法律互动关系上，“虽然在形式上法律表现为政治的产物，从属于政治”[7],但在实质上“政治服从法律的调控，是实现政治社会职能的需要，是社会有机体本身具有的调控机制”[7]60. 伍德志进一步对卢曼社会功能理论中的政治和法律功能差异进行了归纳， 认为政治系统以权力为交往媒介，以作为集体约束力的决定为功能定位， 有权/无权是其自我生产的二元沟通图式(二元符码);法律系统以法律语言为交流媒介，以保障期待的稳定化为功能定位，合法/非法为自我生产的二元沟通图式(二元符码)②。 　　行政组织法本身亦是一个功能子系统，其发源于法律系统中的行政法子系统，应当符合法律系统要求。 对行政组织法具体组成，“行政法学界通说认为，行政组织法主要包括行政机关组织法(解决行政组织的设立及其职责权限)、行政机关编制法(解决行政组织的规模大小及其人员和经费设备) 和公务员法(解决行政组织的组成人员)”4]113. 另外，有必要将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和受委托履行执法职责的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纳入行政组织法调整范围，比照公务员管理进行研究③。 从实际执行来看，我国行政组织法法律功能各项要求并未落到实处，反而受到政治系统严重排挤，功能异化现象在其各组成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行政机构设置、中央和地方机构关系以及机构编制、公务员管理等诸多方面，政治权力时常强势侵入行政组织法法律属性疆域，如强调把贯彻执行执政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