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docVIP

　　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日趋史学化 　　最近几十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步步被压缩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又通过一系列向外转的操作(人们总还记得20世纪80~90年代向内转的文学理论)，进一步从内部研究彻底转到主要着眼于历史的外部研究，似乎这才脚踏实地，有点真正的历史研究的模样了。这就好比在红学界，老老实实研究小说《红楼梦》是不被承认的，只有从小说《红楼梦》跳出去，研究的家世生平、时代背景、版本源流，甚至研究小说所影射的清代政坛的秘辛，才算有学问。 　　这是90年代至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种普遍趋势，姑且称之为由文向学或由文向史，即不管是放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改造和提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努力靠向真正的历史研究，总的思路无非是认为文学研究本身不算学问，非要放弃文学研究，或者对文学研究来一番彻底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够资格的专门史学，这才有希望上升到学问学术性高度，和其他史学研究平等对话、知识共享。 　　上述观察可能很不全面，但这个趋势基本上有目共睹，或许是思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关的全部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过于倚重外部研究 　　说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趋势，不能不首先想到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方法。一些致力于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学化的学者也确实喜欢引陈寅恪为有力的援助，比如王彬彬教授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两不相干的现象，提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就反复举陈寅恪为例。但有了这个参照，恰恰也更容易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学化在目前存在的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虽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了由文而学或由文而史的改造与提升，但毕竟大多数学者的主业在文而不在史，所以史料的搜集、甄别和解读皆甚感吃力，同时文这一面往往又不能兼顾，以至于出现有史而无文的偏枯。许多本属文学的问题轻易被取消，以为可以转换和消弭为历史(主要是政治史)。似乎一旦讲清楚了某个政治史的关节，文学问题就迎刃而解，或者干脆不在话下了，结果历史问题的考索既不清楚，原本要解决的文学问题也被搁置一边。比如，应该怎样看待鲁迅晚期杂文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批评?一些研究者从民国史角度出发，挖掘鲁迅当年很难知悉的国民党上层对日谋略和国共两党复杂关系的诸般细节，从而得出鲁迅的批评不得要领的结论。姑且不管这个结论是否可靠，能否据此解决鲁迅晚期杂文的全部问题呢?显然不能，因为鲁迅晚期杂文之得失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今学者所追认的政治正确。关于鲁迅与三一八惨案，鲁迅与苏联的关系，都存在类似的偏颇，即以实际上并不能成为定谳的零星考据和后人眼里的政治正确充当文学史评价的唯一标准。 　　对柳青《创业史》的评价也有类似的问题。目前通行的观点是在否定柳青的合作化主题与阶级分析方法的前提下，承认其丰富的生活细节和传神的人物描写，甚至认为其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也被合作化主题和阶级分析方法系统改造和扭曲过了。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柳青对合作化运动一直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主要表现在他不满毛泽东1956年批邓子恢小脚女人，一窝蜂地搞高级社，违背了1953年毛亲自制定的相对务实和稳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思想。不仅如此，柳青与这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的潮流也都是格格不入，正是这种异端思想带来了《创业史》第一部的辉煌，也使得《创业史》后续的几部迟迟不能完成。这两种观点都着眼于历史，针锋相对，但思考方式非常接近，都是用优先考虑政治正确的所谓历史研究来取代文学研究，都认为柳青是一位令人遗憾的被糟蹋的天才。《创业史》成功，只能归功于柳青在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创业史》失败，也只能归因于柳青在政治上的赶潮流。总之作家完全被外在政治历史所决定，判断《创业史》的成败，只要看柳青在政治历史中的表现就可以了，小说本身是不值得深入研究的。 　　看来，如何在由文而学由文而史的同时保持文学研究的一些看家本领，真正自由地出入文史，作出精当的诗史互证，应该是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要追求的目标。 　　王彬彬教授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强调互动，希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真正能够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而不是一边倒，以历史研究完全取代文学研究。他还特别为此批驳了《陈寅恪评传》、历史学家汪荣祖对陈氏诗史互证的误解。汪荣祖说：寅恪以史证诗，旨在通释诗的内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评论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其旨趣与正统诗评家有异。王彬彬认为：陈寅恪的以史证诗，出发点固然主要不在诗的艺术价值。但是，如果认为以史证诗，全然与对诗的审美鉴赏无关，全然无助于对诗的艺术价值的评说，则又是颇为谬误的。实际上对文学的内容真相的了解，与对其艺术性的鉴赏，往往是相关联的。对其内容真相的了解越准确，对其艺术性的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