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营改增”前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与税负差异.docVIP

　　探究“营改增”前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与税负差异 一、研究的问题、文献和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发生的经济结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服务业比率上升和制造业比率下降。目前，服务业这个比率已经超过50%，并且还在继续上升。因此，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如何，会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的总体生产效率。如果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于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那么，随着服务业在整体经济里的比重上升，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率、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就都会逐渐降低。 　　这就是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幻觉( Cost - Disease Illusion) 的观点( Baumol，1967、1989) 。其理由是:首先，服务业的生产率水平比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要低; 二，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比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率要低。长此以往，服务的成本与价格必然上升，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趋缓乃至停滞。当然，服务业生产率低于制造业的生产率，同时服务业的增长率又快于制造业的增长率并造成服务业在GDP 里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这看上去是一个悖论。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个产业的增长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要素投入的增长率，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只要流入服务业的要素投入增长率高于流入制造业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超额部分能够抵消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那么，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还是会上升。但是，如果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长期滞后，则会制约国民经济的效率。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谭洪波等( 2012) 在鲍莫尔以上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证明了中国服务业增长率偏低是由中国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造成的。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服务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比较，究竟是否低了? 第二，中国服务业内部，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传统的、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比较，是否会高一些? 　　一般说来，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生产效率上的差异，以及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非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在生产效率方面的差异，除了生产技术方面的原因以外，也可能与体制和政策待遇有关系。在这方面，学者们和决策者都比较重视服务业的开放度和税收负担。由于服务业的进出口属于服务贸易，而这属于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所以在关于国内服务业的开放度的研究中就主要关注外资占行业总资本的比重这一度量，或者关注外商直接投资( FDI) 占服务业总资本之比这一变量。马兰帕里与齐姆尼就研究了截止到2000 年，世界各国服务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模式和趋势( Mallampally Zimny，2000) 。纳查姆研究了像广告业、咨询业、会计和法律服务这样的专业化行业中美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后果( Nachum，2000) 。 　　服务业的税负问题直接与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营改增的改革有关。在营改增前夕，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究竟在税负上有什么差异? 其特征是什么? 服务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与非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在税负上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 弄清这些问题，会有利于决策者在设计服务业的增值税税率时避免新税制下税负过重的问题。 　　然而，研究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在生产效率、开放度和税负方面的差异，以及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非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在生产效率、开放度和税负方面的差异，需要有翔实的、系统的统计数据。美国学者迪安与孔泽根据美国劳工部收集的173个行业的数据，测算过美国广义的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 Dean Kunze，1992) 。他们用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指标，发现在测算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比劳动生产率的指标要准确一些。沃尔夫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美国服务业生产效率的度量，发现服务业内部存在停滞的服务业与进步的服务业之间的差别( 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0 ～ 2010 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增长率。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TFP 均处于上升通道。王恕立与刘军( 2014) 还运用了中国服务业的企业数据，研究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的异质性和资源再配置效率。对于中国服务业生产效率研究来说，困难在于数据获得。中国制造业的企业数据库( 1998 ～ 2007 年) 已经对于研究者有条件开放了，但是中国服务业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数据库至今还未对研究者开放。 　　本项研究运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 年提供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单位在2008 年12 月31 日时点上的主要经济变量的数据。原始数据是以企业和事业单位为观察单位的，经过加总，以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