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刑法中个人负刑事责任的行为———以《罗马规约》第25条为视角.docVIP

　　浅析国际刑法中个人负刑事责任的行为———以《罗马规约》第25条为视角 一、论题背景 　　国际犯罪往往具有一种集体属性，即通常由多人合力实施。一般而言，其犯罪组织多由国家或军事团体组成。不过，国际犯罪的集体属性不能阻却个人的刑事责任，事实上，国际犯罪的行为人之间存在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着之势：选定目标被害人、计划、组织和实施攻击等，均是共同犯罪人协力之结果。而且，在国际犯罪中，距离不是个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和责任大小的决定因素，反倒是远离犯罪现场的行为人往往在犯罪中应负主要责任。二战中阿道夫希特勒使成千上万人丧命黄泉，但众所周知，他自己并没有亲临犯罪现场手刃生灵;大屠杀者阿道夫艾希曼也是如此，他是在其位于柏林党卫军总部办公室组织完成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然而，没有人质疑他们才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更没有人为他们辩护，称他们不应对屠杀负主要的刑事责任。对此，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进行了史实性描述：大部分这类犯罪，不是由个人的犯罪意向引起，而是集体犯罪的结果，犯罪通常都是多人在共同犯罪计划的主导下实施的。虽然其中的某些人以自己的身体动静实施了犯罪(谋杀等)，但其他参与犯罪和对犯罪协力的人通常对犯罪的实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参与犯罪的罪责亦通常不亚于或者并无不同于那些以自己的身体动静实施犯罪的人。 　　(一)国际案例法和国际习惯法对犯罪参与制的认同 　　早在国际刑法形成之初，有关处理参与犯罪的规则呈碎片状态，追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之必要性和难度在当时亦已成为凸显的问题。《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 条第2 款第1 项规定：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共同犯罪计划或共谋构成犯罪。第6 条第2 款第3 项规定，参与共同犯罪计划或共谋国际犯罪的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和共谋者，甚至要对其他人实施的犯罪计划内的行为负责;1946 年国际法委员会编撰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7 项原则阐明，共谋实施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是国际法上的犯罪。1945 年12 月20 日盟军管委会第10 号法令第2 条第2 款详细规定了依据国际法对犯罪负刑事责任的主体是：(1)主犯;(2)从犯或命令或煽动犯罪者;(3)犯罪的赞同者;(4)犯罪计划或犯罪组织的关联者;(5)该犯罪组织或团体的成员。不过，这种对犯罪主体有细微区别的规定并不具有实用价值。纽伦堡审判和随后进行的审判，其明显目的在于尽量将参与犯罪的行为人诉诸法律，国际刑法的早期司法者并没有充分关注犯罪的不同参与形式以及主犯与从犯的区别，他们适用的是统一的行为人模式，这种行为人模式的主导原则在于将对犯罪的任何支持或推进都视为犯罪的参与行为并予以制裁，而并不考虑行为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大小。打破这种局面的是特别国际刑事法庭。 　　《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7 条第1 款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6 条第1 款对实施、计划、命令、教唆和协助煽动行为进行了区分;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还将后文将要论述的共同犯罪体(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视为国际习惯法上的一种共同犯罪行为形式，让行为人负主犯的刑事责任。根据特别国际刑事法庭的判决，参与犯罪的不同行为都有其各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而且参与犯罪的行为责任可被划分为主犯责任和从犯责任，其中主犯责任由实行行为和特别国际刑事法庭称之的参与犯罪共同体的行为引起;从犯责任由计划、命令、教唆或协助煽动行为引起。换言之，特别国际刑事法庭案例法的立场是，参与他人犯罪的行为引起的是从犯刑事责任，其意味着行为人对他人的实行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以自己的意思实施犯罪引起的是主犯刑事责任。可见，特别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实践表明，国际刑法适用统一行为人模式的根基正在松动，而认定不同刑事责任程度的犯罪参与制正在得到认同。 　　二、实行行为 　　《罗马规约》第25 条第3 款第1 项规定了三种形式的实行行为：(1)单独实施犯罪;(2)伙同他人实施犯罪;(3)通过不论是否负刑事责任的另一人实施犯罪。我们知道，无实行行为则无共犯行为的存在空间，相比较共犯行为而言，实行行为的个人刑事责任程度通常都是最高的，因而对于最高个人刑事责任的实行行为无疑应进行严格解释。 　　(一)单独实施犯罪与国内刑法的立法模式相同，《罗马规约》所规定的犯罪定义亦是针对单独实行行为而言的，指在《罗马规约》第30 条要求的心理状态下，以第25 条第3 款第1 项规定的行为形式实施犯罪，即行为人个人以自己的身体动静实施犯罪。而作为第一层级的行为形式，单独实施犯罪无疑对应的是国际犯罪中最重的刑事责任。 　　(二)伙同他人实施犯罪第25 条第3 款第1 项规定的第二种实行行为形式是伙同他人实施犯罪。伙同他人实施犯罪构建的基本理念是，在共同犯罪计划或设计的框架内，数人合力实施国际犯罪，其中每个人都需对犯罪负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