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龙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乡村建构———以华北一村落庙会为例.docVIP

　　浅谈龙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乡村建构———以华北一村落庙会为例 一、引言 　　在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之中,龙的形象或表征所占据的分量是其他表征所无法比拟的。只要提到中华民族 这四个字, 人们甚至都不需要萌生任何疑虑, 就会浮现出中华民族与龙之间的关联来。甚至可以说, 龙的形象几乎嵌入到了现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流行的歌曲、餐馆的名字、小孩子的起名、书法、绘画以及各类的博物馆中, 龙的形象是绝对不会缺乏的(徐华铛, 1988)。这一方面是由于龙的这个形象所具有的历史久远性, 另一方面是在这种历史久远性背后龙的形象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权威性, 因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皇权, 其合法性的基础就是使最高的权威人物皇帝跟龙的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而后来逐渐进入到日常语言中的所谓真龙天子的观念, 也使得龙所具有的权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尽管真龙天子并非如其所描画的那样事实存在。 　　不过, 在这里笔者所要特别强调的是, 龙与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联系肯定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发明和建构。龙的表征最初可能是有着多义性的起源并有着多线路的发展演变, 只是到了最近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历程之中, 特别是1912 年一种新式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起来之后, 龙的表征才密切地跟中华民族的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1978 年以后, 这种连接的紧密度得到了从国家意识形态到大众传播媒体的强化, 以此来塑造面对西方世界的自我形象的建构。在此意义上, 可以说, 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背后体现出来了一种文化的转型, 而这种文化的转型真正重新把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转化成为一种日常的思维概念, 并使其无一例外地都跟龙的这个表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同样地, 龙的这个表征的多义性也被彻底凝固为一种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集体表征。龙成为一个国家的标志, 成为国家社会稳固与经济强盛的标志, 当中国四周的一些国家强大起来之后, 我们称谓他们是小龙 , 而言外之意, 我们才是真正的大龙或者巨龙 , 是最为强盛者。 　　而笔者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这样的文化转型不仅仅发生在具有亿万人民作支撑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层面, 同时也发生在远离国家的乡村社会之中, 可以说, 在那里, 同样也经历着一场村落层面的文化的转型, 这种转型极为密切地跟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对于龙的表征的新的联想联系在了一起。龙的表征与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联也许是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 但是在村落的中华民族认同可能只是发生在最近的十几年前, 特别是在一些贯通上下的地方学者和外来学者的关注和书写之下, 这种认同得到了快速的转型和加强。而笔者从1997年春天开始的对于河北范庄龙牌会的调查, 中间所经历的学者和地方社会的互动, 其作为一个案例, 多少可以说明上述这样的认同塑造的过程。 　　二、龙牌、龙与民俗的发现者 　　在河北省赵县东部的范庄村, 那里有一种对于龙牌的信仰, 这种信仰集中体现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的龙牌庙会的节庆及其相关的仪式表演上面。这个前后至少要持续三天的节庆是为一块刻有龙的图案上面书写着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的龙牌而举行的。这块每年可以收到十万元左右的香油钱, 吸引着四周方圆百里以内的民众数十多万人来顶礼膜拜的龙牌, 其最初所代表着的是在北方的民间信仰中极为常见的龙神信仰, 据说对它的祈求可以带来灵应的甘露, 以化解北方春天干旱所带来的对于农时的耽搁以及随之而有的饥荒。从许多的在这个区域生活了一辈子的当地人的回忆中, 我们还是能够记录下来一些龙神信仰与祈雨之间关联性的口述报告。 　　这些当地人的回忆凸显了龙的信仰在这个区域中的记忆模糊, 特别是有关这种信仰的问题, 许多的口述报告都证明, 这个历史的起源是无法得到清楚地追溯的, 人们只是不断地告诉访问者, 这些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这对于有着现代历史观念的调查者而言, 显然是一种让他们极度失望的回答, 他们的兴趣更多的是在于为这样的一种信仰找到一个有着确切起始年代的发现, 但是他们从当地人的口述的记忆中根本是无法获得这样的发现的。因为对于当地人而言, 跪倒在龙牌面前, 祈求的是农时的风调雨顺、家庭的平安以及个人财富的积累, 至于这个龙牌起源的问题, 究竟是他们的老一辈的发明还是自古就有, 显然不是他们最乐于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龙牌起源于哪个时代, 跟他们从龙牌那里要求获得的灵应之间, 显然是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和必要性。 　　而对于调查者而言, 特别是把这里的节庆看成是民俗学可以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的民俗调查者看来, 能够追溯龙牌信仰的起源和发展的谱系, 这也许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一个向度, 至于是否能够体验到当地人的那种对于龙牌灵应的虔诚, 却并非是跟他们的个人追求有着直接关联性的。最初到这里并发现了龙牌的学者便是持守着这样一种发现的欲望的, 他们同样是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