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的实现机制探讨———基于社会权的本土特征.docVIP

　　社会权的实现机制探讨———基于社会权的本土特征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权又称生存权或受益权，它是指公民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主要包括经济权，受教育权和环境权三类。社会权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公民有依法从社会获得其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 二是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公民有依法向国家要求提供这些生活条件的权利。与自由权、人身权等权利不同，社会权的实现更依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这就否定了在公民权利实现过程中的早期的国家绝对不干涉主义。我国在《宪法》中第4246 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劳动、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对公民享有的社会权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并在第8、11、13、1619、21、26 条规定了国家在发展社会权方面的职责。这些权利和职责的规定都是对于公民社会权的尊重和维护的体现。对于我国公民生存条件的保障和改善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但这些宪法中的规定更侧重于明确上述社会权的第一层意义，而其中第二层意义即公民向国家要求的权利却未能在具体的法律中得以实现。更令人失望的事实是，目前我国的公民在享受的社会保障方面差异颇大，诸多弱势全体难以享受到应有的保障，真正应当为公民所享有的社会权却难以像一般权利那样通过权利主体的主张或诉讼等方式得以实现。 　　由此可知，社会权的实现在我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这种权利仅仅依靠单方的自觉作为显然难以完整的实现。对于公民在社会生活当中是否能够在自身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要求国家或政府作出一定的行为? 或者是在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更多作为普通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保障有应当如何保护? 仅仅依靠单独的法律是难以全面保护的。虽然宪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的社会权做出了较为全面的保护，但这些权利究竟以什么方式、路径才能为公民所真正掌握，其实现机制究竟为何? 则是社会权在我国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的问题。 　　二、阻碍社会权实现的因素 　　( 一) 社会权发展的本土路径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社会权最初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出现并发展的。在初期，西方所崇尚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在此阶段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其定位仅仅为守夜人的角色。而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用人单位规模和力量的不断增大，劳动者乃至所有公民在表面上的自由公平之下均难以真正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社会当中弱势群体的数量不断增多，普通民众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公权力的力量去解决，社会权逐渐开始被学者和执政者所重视。因此综上可知，最初之社会权，其实来自于自由主义之后，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主动介入市民社会，提供各种保障的行为。然而我国之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基本理念上也将自由公平置之于重要地位，但政府所真正秉持的一直是对于社会当中民众生活的积极介入。从最初的情况来看，虽然普通民众也享受到了对基本生活的某种保障，但严格意义上仅仅是种政策性的安排。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这种政府所安排的政策虽然也得以延续或是得到了改革，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由程度的提高，原来很多由国家保障的项目逐渐由公民自己负担。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的政策性的积极介入，法律在面对公民的社会权的时候，往往天然的认为对公民进行生活上的照顾乃是社会主义国家之本职，这就使社会权应有的主动性遭到了刻意或是非刻意的忽视。 　　( 二) 社会权可诉性的缺失 　　在我国。虽然宪法法律中并没有关于社会权的明确词语，但是在宪法中却已经以教育权、劳动权等对公民所应拥有的社会权利作出了肯定。一方面，这样的方式无疑会对社会权的地位的保障和其在具体法律法规中的实现做好准备，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权的宪法属性，使得这种权利难以纳入到诉讼中来。针对宪法中权利的可诉性一直是我国法学界中争议颇多的问题，而法院在此的态度则更为保守。当然并不是说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利都难以获得保护，其中能够为具体的法律所吸收融入并加以明确规定的权利依然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社会权利本身仅仅文章开头所讲的第一层意义，至于能否主动要求获得帮助在具体的法律中却没有涉及，也就没有对应的程序保障，公民无法真正运用宪法中所赋予的权利进行诉讼，其自身利益也就难以实现。 　　( 三) 社会权的不确定性 　　社会权最初的提出就包含相当大的政治性因素，国家究竟应当在何种程度上维护公民的社会权，最开始是政策性的问题，是可以自由衡量的。但当社会权开始纳入到法律的视野中来，这种权利的运用就必须有明确的范围和程度。首先，从权利的程度来看，社会权具有相当大的可变性。在住房、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是难以以固定的标准去衡量的。公民在要求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时，自己的困难程度应当达到什么样标准也很难确定;其次，从权利义务的角度来讲，公民的权利应当同自己的义务相对等。而社会权所真正作用的范围恰恰是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