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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安宪：论中国人宇宙意识 罗安宪：论中国人的宇宙意识 副标题： 作者：罗安宪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9-1 【人大哲学系编辑】 人生在世，无时无刻不在和两种东西打交道：一是人，一是物。不管一种文化多么古老，抑或多么幼稚和年轻，最早产生的莫不是关于人、关于物以及关于人——物关系这样三个方面的知识系列。所谓一种文化的个性、特点也最集中地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中西两种文化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发育成长起来的。在它们生长、发育的幼年时代，由于相距遥远，由于交通不便，两种文化又绝少交流、渗透和影响，以至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遗传和保持着各自的个性和特征。 关于物，西方人是把它当成完全独立的对象来看待的。西方人所留意和关心的是物的结构、物的基质，是不同物的特征。古希腊哲学家最早探讨的哲学问题，就是物质的基质问题。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定”，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恩培多克勒的水、火、土、气四元素，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亚里士多德的“原初物质”，这一切，莫不是关于构成物质的基质的学说。在西方人眼里，物就是物，物是独立于人身之外并和人完全不同的实体。探索并发现物的结构、本质及变化规律，使物服务于人、造福于人，是西方人对于物的基本态度。 这种基本态度也许根源于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古希腊三面环海，有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但内陆多山，可耕地不多，交通亦不便利。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古希腊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是捕鱼、手工业及海上贸易。这种生活方式使得古希腊人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自然，去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奥秘。所以他们一贯强调和推崇人的坚强、英勇，强调人探索自然和战胜自然的精神。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本体论和认识论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心。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的自然科学不断得到长足的发展。 中国则不同，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是周代（包括春秋战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是一片辽阔的平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人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比起捕鱼、手工业和商业来，农业对自然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受自然气候、自然环境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比起西方人来，中国人更强调人对于自然的依附性、依赖性，更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和一致。中国人对于自然的认识，重点不在于自然物的结构、基质，而是自然物对于人的作用、影响，而是自然物的功能、自然物同人的关系。 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把物孤立起来，从而对其作理性的科学的分析，而总是从人的角度，从物对于人的作用和功能的角度，从人和物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物。比起西方人来，中国人更强调知识的“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又主要局限于社会政治和人伦关系，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行德不过使人成为良好的公民，而知德则使人成为完善的人，从而为求知而求知。这种理论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也是没有任何市场的。正因为此，名家学派的名辩之学，墨家学派的逻辑学，虽然在战国时期很活跃，但由于远离“经世致用”之道，所以秦以后就几乎绝灭了。 在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了“五行”学说。“五行”也确曾被当作“五材”（构成物质的五种基本材料、基质），周太史史伯就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和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但“五材”说在“五行”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且即使在史伯那里，也不是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物。他在讲了上述话之后，紧接着就说：“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讲物，用心还在于讲人、为人。《尚书大传》解释“五行”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是为人用”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五行”说之发轫，正在于强调五物对于人的亲密作用。《尚书·洪范》最早提出“五行”，其着重点就在于它们的性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所谓“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讲的正是五物的自然之性。董仲舒说：“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国人提出“五行”，主要不是为了解释物质的构成，而是因为水、火、木、金、土，是人类生活中绝对不可离开的东西，是和人类生活建立密切关系的东西。 如果说古希腊的原子论和元素说所注重的是物的结构、基础，那么中国的“五行”说所则更看重物的功能和作用；如果说西方人对于物的态度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和认识，那么中国人对于物的态度则是一种经验的直观和感悟；如果说西方人很注重对于物本身的考察和认识，那么中国人则更强调对于物和人的关系的体察和把握；如果说西方人很强调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