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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秩序性质：凸显性及凝聚点 经济和社会的自发秩序协调着人们在各种互动交往中的行为：市场规则协调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特定商品的交换；货币协调交易；语言协调交流；礼仪准则协调着我们相互间应如何进行社会交往；而习惯法限定了对人及财产所采取的可接受的行为的界限，并告诉我们逾越这一界限将意味着什么。这些非正式制度如同其他许多正式制度一样，至少部分地都是演化力量的结果。它们是经由人们在长期的、重复的交互作用的互动行为中积累而形成的。本章中，我们采用博弈分析对自发秩序型构所作的解释，尽管也运用了均衡的制度观，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是，我们所主张的均衡是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中才能被理解的。演化博弈的动态过程在于解释自发秩序的均衡是如何形成的。换言之，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旨在描述的是，一旦尘埃落定后世界看上去会怎么样的话；那么演化博弈的制度分析则对尘埃是如何落定的过程感兴趣。另外的一个特征在于，尽管演化博弈中行为人的理性对于决策十分关键，但是我们并非新古典之超理性的主张者。我们认为，任何弈局中的行为人尽管不乏理性，但他们只是有限理性而非超理性的。如同我在本章第7.2节指出的那样，自发秩序旨在解决社会群体内部反复出现的诸多事态或问题。根据玛格丽特和肖特所总结的四类博弈问题型构自发秩序的事实，我们论证了自发秩序在无限次的超博弈中得以型构的客观事实。这些过程说明，自发秩序本身只是基于选择压力的自发演化力量作用的结果，它表现为人们互动交往行为的结果，却不是人类理性的创造物。习俗和惯例之类的自发秩序一经确立，并且如果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有效扩展的话，那么演化力量导致的对自发秩序的遵循，常常替代很高程度的个人理性。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习俗和惯例之类的自发秩序并不是永久不变的。即使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演化稳定均衡的结果，其驻存也仍然只具有阶段性特征，而长期来看，自发秩序仍然是处于动态演化之中的。这就需要我们再次重申演化博弈论的均衡观和新古典经济学均衡观的差异[1]。首先，演化博弈假定博弈方是不固定的，而是取自大量的潜在博弈群。其次，个人之间交互作用的概率依赖于外生的因素，例如关于他们生活空间的一个定义适当的接近性或交往可能。再次，博弈方并非具有完全理性，也并非充分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他们只能根据零散的信息进行决策，因此任何模型都是不完全的；而且由于他们无法在足够长久的时期内具有良好的前瞻性，因此演化稳定的均衡注定是阶段性的。最后，演化博弈假定动态的过程会受到随机扰动的冲击，这些扰动可能来自于不确定性引起的外部冲击和行为的不可预见性，也可能来自于信息不完备造成的互动交往中的机会主义等。[2]但正如演化博弈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这些随机扰动的冲击扮演着如同生物世界中的“变异”角色一样，它们不断地测试着当前的自发秩序以及身处于该自发秩序之下的行为人的适应性和自生性（viability）。进而，它们意味着演化动态博弈永远不会停止，它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习俗和惯例作为人们经济活动和互动交往中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型构而成的自发秩序，其特征就在于稳定性，（韦森也将这一特征描述为“驻存性和延续性”[3]）。相对于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演化稳定性而言，动态博弈中的纳什均衡具有一种内在不稳定性，其原因在于它不能有效排除博弈方策略中所包含的不可信的行为设定，也不能解决动态博弈的相机选择引起的可行性问题。由于动态博弈中的纳什均衡概念的这种缺陷，导致在动态博弈分析中行为人常常无法依据纳什均衡而做出可靠的判断或预测，其作用和价值也随之受到限制。托马斯·谢林（Thomas Shelling）在他的一系列社会实验中发现，有限理性条件下行为人在协调博弈中相互协调决策的能力，远比博弈论所描述的适应性要灵活的多。[4]那么人类协调彼此活动并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从何而来呢？谢林对此的解释是，这种能力来自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共享的某种“凸显性”（prominence）或“凝聚点”(focal point)。即每个人似乎都是不约而同地做出能够恰好彼此协调的决策，来协同彼此的意向和预期。换言之，每个人好像都可以预见别人会如此行事。谢林指出，这种“凸显性”或“凝聚点”并不完全来自行为人的逻辑推理的理性算计，而是可能出于某种“想象力”（imagination），亦可能出自某种模仿、前例、偶然安排、对称，以至美学或几何学所称的“组态”（configuration）等因素。[5]韦森也指出，这种协调能力也可能来自凡勃伦所说的“本能”或艾尔斯特（Jon Elster）所理解的“个人感情和行为的内在倾向”，亦可能来自奥克肖特(Micheal Oakeshott)所谓的“实践知识”或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实践意识”，抑或是博兰尼(Polanyi.M)所指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