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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来人民意志建构理念分析 　引言 现代政治，亦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变革最为醒目的标志，不外乎推翻了传统的王朝政治。但是，推翻王朝政治”“也称君主专制①”“可否直接意味着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实现，常令人生疑。一般来说，学者们愿意将这种推翻称之为“革命”以示现代之高明，而古代政治里，王朝更迭不过是往复循环的“起义”而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算不得是对君主制度的控诉，而是对君主制中天命所归的不满。然而，起义背后却又有着与现代革命类似的精神结构。凭什么洒家不能成王成侯，这一个“凭”字的追问，精神史上意义重大。因为由此就激发起“起义者”对起义纲领合法化的动机，我国历史上各朝代遭遇的起义无不有其特定纲领的设计，虽然尚未进步到告别王朝政治。晚清以降，此等追问随着中华政治体的衰落和外部挑战的加剧变得越发频繁，思考的资源不再限于传统的“天道”，西方民主思想的引入，就使得“皇帝”统治的大清王朝政治颠覆之后，政治体立即取向“人民”统治的共和国。这一转变，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标志，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文明”与陷入“灾难”的总开关。 自辛亥年立国之后，华夏一族实际上并未因此摆脱清朝末期以来的厄运，相反颇有些变本加厉，不断受到殖民、侵略、内战的蹂躏，令很多人滋生甚至实践了复辟君主的念想。1919年之后，更是推动人们寻找新的救国方案和民主政治类型。任何人认为辛亥立国不算成功，换作理论话语表达，其实是在质疑，现代共和政治果真超越了古代政治吗？进一步延伸则是，将君主主权替换为人民主权与其说为现代政治开辟道路，不如说，除了提供新的合法性和纲领之外，反而增加了重树政治权威的难度。在这个意义上，当现代政治最有力的批判者卡尔·施米特指出，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仍旧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一从蜂拥在现代理性周围的拥趸中发出的冷静呐喊，不啻给予现代政治理性的当头棒喝，令人们重新反思现代政治的民主任务以及其他目标是否确实完成。显然，现代政治所提出的合法性口号和目标，如“公平”、“正义”等，在价值的高度上并没有超出中国古代“等贵贱、均贫富”，后者其实正是“人民统治”中社会正义的重要一维。那么，若是从现代政治文明的新鲜感走出，可能就会问，有哪些古代政治的问题即便到现代还依然如故。就本文来说，如果历史研究不限于追问历史真相，而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是如何形成的，那么面对君主统治转换为人民统治的百年历史，除了以革命性的眼光继续批判古代政治的落后外，更为重要的则是重新审视和寻找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结构间的连贯性。在这个意义上，当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三阶段走，训政乃是必经阶段的时候，其实背后涉及的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核心困境。整个共同体面对外部压力而不得不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但是，新生活方向在哪里，道路如何走，秩序如何维护，仍旧悬而未决。换言之，新生“人民”作为共和国的“主人”，面向不确定的未来总是缺乏判断力和行动力，那么，它是否需要“摄政”；革命政党作为现代政治语境下的“摄政者”抑或说“新生人民的代表”，如何构建人民意志而还不会成为僭主。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摄政在中国从古代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中展示出的功能必要性，力图揭示出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政治思想和实践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摄政功能为何转向以及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转向“人民意志建构”的现代政治话语与实践。 一、摄政与统治权主体更迭的例外状态 现代政治是一种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又通常以选举参与为其首要特征。似乎没有选举参与的话，断不敢妄称己为民主政治。如此一来，选举参与就成为民主的必要条件。但是选举仅仅是因为民主的需要吗？还是说，选举除了其“多数参与”的合法性功能之外，实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决断方式，目的不纯是为了民主参政议政之价值，或至少不全是为了民主参与；而是因为，在统治权和具体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裂缝，选举是为了可以和平地实现统治权在不同主体间的交接、承继和过渡。较之古代的世袭制，选举亦担负着同样的功能，虽然它更为合法，是民主价值的体现，但技术难度更高。 每个政治理论设计就此都必然面对一个基本的困境，统治权与统治权主体的分离。统治权长存，统治主体必然消逝。统治主体无继，统治权难以长存。所有的统治权必定需要一个具体的贯彻者。任何一种权威都是具体人承担的权威。②可这是否是说，此种区分恰恰表明了，法治最终仍旧是人治，法治不过如此而已，这其实只触及问题的一半。因为法治与人治已属于现代意义上的价值之争，而权力与其主体之分则是古代与现代政治共有的存在属性之争。 无论古代政治还是现代政治，都必然要处理政权因主体的有限生命面临的继承人选的问题。这一继承人选无论以何种方式确定，都必然要求及时的政治决断。寻找作出此一决断的方法，可以使得具体的人合法地续接上前任的权威，维持政治体的稳定性与长久性。古代政治选择了血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