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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类型划分方法视野下犯罪概念探究 　王充，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 一、问题的提出 犯罪概念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中不外乎四种命运：第一，不规定犯罪的一般定义，这是最常见的做法；第二，从形式上规定犯罪的一般定义，如1937年的瑞士刑法典第1条规定“凡是用刑罚威胁所确实禁止的行为”是犯罪；第三，从实质上规定犯罪的一般定义，如1922年苏俄刑法典第6条规定“威胁苏维埃制度基础及工农政权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所建立的法律秩序的一切危害社会的作为或不作为，都被认为是犯罪”；第四，规定形式和实质统一的犯罪定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我国《刑法》)采之。[1](P77)与之相适应，在刑法学说中形成了犯罪的形式概念、实质概念以及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混合概念三种理论表现形式。[2](P46-49) 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是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混合的犯罪概念。就此犯罪概念的正当性，刑法学界意见纷纭。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上[3]，并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冲突说。这种观点认为，混合的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因为只有形式的犯罪概念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逻辑延伸，而实质的犯罪概念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有学者认为，犯罪的形式概念使犯罪行为限于刑法的明文规定，对于刑法典来说具有封闭的功能，从而能够发挥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作用，这也是罪刑法定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此相对，实质的犯罪概念是建立在对犯罪的形式概念的否定之上的，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明显冲突，从刑法的目的意义来说，实质的犯罪概念是与国权主义刑法联系在一起的。[4] 第二，一致说。这种观点认为，混合的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混合犯罪概念的形式部分与实质部分分别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部分和实质部分相对应，两者是分别对应、相互一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并非像论者所言只单纯强调形式理性，而是以形式理性优先、以实质理性为补充的罪刑法定。形式侧面优先、兼顾实质侧面的罪刑法定的这一要求，反映在犯罪概念上，自然便是形式与实质统一、既限制司法权又限制立法权的混合的犯罪概念。混合的犯罪概念既强调犯罪法律属性对司法者的限制作用，表达了罪刑法定无法无罪、无法无刑之形式侧面；又强调犯罪社会属性对立法者的限制作用，表达了罪刑法定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之实质侧面，满足了现代罪刑法定原则既限制司法权又限制立法权的价值诉求。而形式的犯罪概念，只是强调了犯罪的法律属性，强调法律对司法权的限制作用，不能满足形式侧面优先、兼顾实质侧面的罪刑法定之限制立法权的要求，是不可取的。”[5] 第三，层次说。这种观点认为，混合的犯罪概念中形式的部分与实质的部分分别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实质的犯罪概念是立法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而形式的犯罪概念是司法意义上的概念。作为立法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实质的犯罪概念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作为司法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形式的犯罪概念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的犯罪概念。有学者认为，与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典中仅规定犯罪的形式概念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危害性引入犯罪概念中，在刑法典中规定形式与实质兼顾的犯罪概念。为了确保制定出的刑法是良好的，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结盟。在立法意义上，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矛盾。而将立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与司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混淆是导致认为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的最主要原因。[6] 上述诸观点尽管相互对立，但都将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作为犯罪概念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以此为前提展开讨论。毋庸讳言，这种理论进路缺乏对犯罪概念问题的前提性思考，未能妥当把握犯罪概念的问题类型，从而使有关犯罪概念问题的讨论自始就出现了偏差，由此导致：一方面，学界对该问题的思考缺乏统一立场，从而在各种观点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当然也就不能为学术批评的有效展开提供一个最起码的平台；①另一方面，不能妥当确定犯罪概念的问题类型，也就谈不上选择适当的讨论方法，提出有效的论证理由。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拟从讨论犯罪概念的问题类型入手，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② 二、问题类型与研究方法 要想确定犯罪概念的问题类型，必须先从问题类型的划分方法入手。问题类型划分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自然科学研究中所普遍采用的理想模式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典型代表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有关权力的三种类型划分。简而言之，所谓问题类型的划分方法，就是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问题进行具体的类型划分，进而就不同类型的问题确定相应的讨论方法、论证理由以及证明标准，从而避免因问题类型划分上的混淆而导致在对该问题的讨论中发生讨论方法、论证理由以及证明标准上的一系列错误。 在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