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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文化传播及中国刑事法治摘要：法律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奴隶社会，历经整个封建社会，一直发展、延续到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刑法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直追求和共同期待。 关键词：传播刑法文化刑法国际化 任何文化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有其产生、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刑法文化也不例外。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由于社会普遍的法律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为“刑”的认识，而且思想家的法律思想和国家的法律制度也以“刑”为主导，所以传统刑法文化基本上就是法律文化的全部内容。鸦片战争以后，法律文化开始广泛传播和移植。清末沈家本学习西法变法修律，使中国刑法文化在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石上，逐步发展成为今天和谐社会文明的刑法文化。 追溯中国传统刑法文化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特质 以刑律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法系，法律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国家本位的基础上，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权利结构是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宗法制度与集权制度的密切结合。相对于西方而言，我国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基础上以权利为本位的国家权利结构和法律体系，所以犯罪也不被视为对划分为“公权”和“私权”的权利形式的侵犯，而是对整体的国家礼法秩序的破坏，正如《史记“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① 第一，主张以德、刑维护统治秩序。在中国，很早已有以儒法思想紧密结合形成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以法家的刑赏为手段的强调集体凝聚力以及强调人与社会相和谐的中国刑法文化体系，②在《汉书“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晋书“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礼是统治者积极的引导和规则，刑是保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强制手段，礼与刑的关系如《汉书“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礼”是秩序的集中表现，刑法则是维护家族宗法秩序“礼”的工具。 第二，“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结构模式。中国古代刑法文化相当发达，而民法、商法、行政法等在刑法强大的包容力、渗透力以及统治者对刑法极力追捧的共同作用之下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因此，中国古代刑法包容了行政、民事、经济等诸法条款，甚至将儒家的亲亲、尊尊、忠孝伦理思想也引入刑法领域。“家族中长幼尊卑间互相要有礼节，都有法律正式加以规定，凡是违反这些法律的，有时便要遭受严重的刑罚。”③在《魏书?刑罚志》中就有“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之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 第三，体现权力本位与人治主义，主张重刑。在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的色彩极为浓厚，所有不符合统治秩序的行为都可以用刑罚来惩处，而且刑罚残酷，如死刑一种刑罚在我国古代刑法中就花样迭出，除了令人闻之胆寒的肢解和凌迟之外，还有绞、枭首、剖心、腰斩等，除此之外，而且可能还要累及诸亲，即所谓的株连九族。统治者奉行以刑去刑，以刑的威慑力维护皇权。先秦法家商鞅就有“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的法制思想，这种重刑理念又被汉以后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吸收，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工具。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问题透视 在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中，儒法合流、法学一统，内圣外王、伦理立法，以礼率法、家庭本位，法自君出、效法古圣，德主刑辅、注重教化，天人合一、顺天则时等是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基本特征。④“厚赏重罚”、“以刑去刑”始终是中华刑法文化的主流。透视中国传统刑法价值观，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刑法文化无法体现平等、自由和权利的人权保障思想。 第一，以礼入刑使刑法成为实现伦理的工具，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功能无法体现。从汉武帝时期的引经决狱、以礼释律，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思想法律化，到了隋唐的一准乎礼，使刑法的运用受到“礼”的约束。一方面，在定罪时法官要考量社会对被害人道德方面的评价；另一方面，在量刑时还要顾及民众的态度，若属民众反映非常强烈的案件，法官就要屈从于民众的支持或痛恨，作出符合大众情感的刑罚裁量。 第二，重刑轻民，厚赏重罚，以刑去刑导致滥刑、酷刑。在中国传统的刑法文化中，历代法典基本上就是刑法典，其内容基本上以刑法为主，其中掺杂着一些民事法规。残酷的身体刑、耻辱刑不仅使受刑者遭受肌肤之痛，还要忍受心灵的奇耻大辱，如司马迁惨遭宫刑之辱。滥刑主义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刑法为中心，而不是以宪法为中心。现阶段，这种状况虽然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但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成为我国刑法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⑤ 第三，皇帝干预立法与司法，使法律变得捉摸不定，难以预测。立法方面，君王往往依据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