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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及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实践、制约因素及策略选择摘 要：通过总结中国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分析影响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各种制约因素，提出了中国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双边、区域和多边策略：加强东亚区域货币政策协调实现“脱美元化”，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和利用G20国际协调机制。 关键词：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制约因素；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9-0006-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9.02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货币政策的过程。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货币金融运行的必要选择，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各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外溢效应增加，各国只有建立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复苏期，主要大国之间能否成功推进货币政策协调，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对亚洲周边国家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影响日益增大，主要大国的货币政策也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中国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主要体现在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和协调。 （一）利率政策协调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为了控制严重通胀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1996年以后，中国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开始降息。1998年以来，中国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先后4次降息，至1999年6月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降至2.25%和5.85%。同期，美国经济出现了互联网推动下的高增长态势，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1999—2000年连续5次加息，至2000年5月联邦基金利率达到6.5%。这段时期中美两国主要以本国经济周期做出利率政策调整。 2000年以来，中国的利率政策逐渐受到美国利率调整的影响，两国利率呈现出相似的联动特征，都经历了两次降息期和一次加息期（见图1）。受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局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初的6.5%下调到2003年6月的1%，并将此低利率维持到2004年的6月；期间，中国经济由于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延续了1999年以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至2002年将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降至1.98%和5.31%。2004年以来，美国进入升息周期，至2006年末联邦基金利率提高至5.25%。同期，中国也实施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从2004年10月至2007年末经过8次加息，将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上升至4.14%和7.47%。此外，2007年至2008年6月中国还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9%提高到17.50%。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主要央行联合降息，至2009年初，美国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0～0.25%区间。中国也积极参与了此次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2008年9月至12月，中国5次降低基准利率，3次下调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下调至2.25%和5.31%。 （二）汇率政策协调 汇率政策通过价格机制和资产流动机制影响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汇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也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核心。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力逐步增大，中国加强了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防止危机恶化和稳定国际金融形势，中国政府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此次单方面决策对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严重的短期影响。从整体利益来看，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亚洲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年以后，美国、日本等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和政治的压力，纷纷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国内也出现了贸易顺差扩大和外汇储备攀升的状况。在此背景下，2005年7月中国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呈现持续小步上扬态势，至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超过2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升值步伐暂时停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一直维持在6.82～6.84%之间。2009年G20峰会上，美国再次提出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是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之一；2010年9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低估本币汇率国家征收特别关税，并多次要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为此，中国决定于2010年6月进行“二次汇改”。此后，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显著增强，至2011年6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年内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