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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院校油画教学异同比较摘要：中国的油画是以美术教育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国油画呈现出的地域性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所在地的美术院校的影响。中央美术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的油画教育，分别对当地的油画风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教育注重欧洲传统，提倡基于继承传统上的发展与创新。湖北美术学院的油画教育，更偏向于挖掘当下社会中个人化的视觉经验体现。 关键词：油画；教育；美术学院；差异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11-0093-03 潘公凯曾在《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序言中说到：“在西方，美术院校虽然起过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不是美术发展的中心；而中国则相反，美术院校无疑是美术发展的中心，起着领导潮流的作用。”[1]不同于西方，中国油画正是以美术院校为中心发展的，并且由于各地美术教育的不同，产生了地域性差异。而中央美术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的油画教育，分别对当地的油画风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教育注重欧洲传统、提倡基于继承传统上的发展与创新，而湖北美术学院的油画教育更偏向于挖掘当下社会学生”个人化”的视觉经验体现，这两者的不同，影响了两地的油画家及其油画面貌——以中央美院为主要影响的北京地区的油画家更遵循传统的脉络；以湖北美院为辐射的湖北画家有着更为明显的个人化特征。在此意义上，本文将深入比较两校的油画教育的异同。 一、初期师承比较 中央美术学院与湖北美术学院，在建校之初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建制。前者是国立性质，是由1918年在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及倡导下由政府筹备兴建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以下简称“国立艺专”）发展而来的，而后者是“私立”性质，其前身是在1920年由蒋兰圃、唐义精等个人筹措资金、借助社会力量兴建的武昌美术学校（以下简称“武昌美专”）——这种差异从根本上导致了这两所美院发展的不同道路。 国立艺专其校名仿东京而来，几任校长都曾为留日学生，学校建制有明显的东京痕迹。首任校长郑锦，曾留学于日本京都美术工艺学校。初期教授阵营，尽管也曾有留欧的油画家李毅士、吴法鼎短期任教，但仍以日本留学归来者居多，如：陈师曾、李毅士、王梦白等。1934年，严智开任校长，他是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毕业。之后归国的留日学生先后在该校任教，他们中有汪洋洋、许敦谷、王悦之、郭柏川、卫天霖等。可以说，国立艺专具有浓厚的“东京色彩”。[2] 北伐战争后，武汉曾一度成为全国革命中心和政治宣传中心，吸引许多海外归来的艺术家留在武汉。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是学校发展的高峰，在华中地区乃至于全国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学校在学术上倡导“中西融合”，海纳百川，吸引国内一批著名学者、艺术家到武昌艺专任教。西画教员主要有留法画家唐一禾、周圭等；留日画家许敦谷、关良等；留英艺术家彭沛民等。他们多为“五四”新美术运动中成长起来而后留学归来的美术家，具有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崭新知识与观念，引入西方绘画原理及其教学方式，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武昌艺专西画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3] 在发展初期，不同于国立艺专大部分都是留日学生担任西画教员，武昌美专吸收了不少从各国留学归来的画家担任教授教习西画课程，其师资来源更为多样化一些，也正是因为如此，武昌美专呈现出与国立艺专的不同特色。 二、现代师资比较 国立艺专在1946年由徐悲鸿担任校长，打破了学校原先的“东京色彩”，在他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首任院长后，创立了系统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开拓了新局面。建国后，央美的油画教师有罗工柳、董希文、吴冠中等。 20世纪60年代左右，央美油画系开始建立工作室制，初期分为三个工作室。其中第一工作室先后由吴作人、艾中信、靳尚谊等主持，称为“西欧学派”。教学上主张“研究西方文艺复兴到后期印象主义之间的欧洲绘画传统”，[4]并融合中国绘画传统，发展新的中国写实油画。第二工作室曾由罗工柳、戴士和、丁一林等主持。在教学中，其特点可概括为“基本上是俄罗斯学派”；“主要继承印象派前后这一段欧洲油画的技法”；“讲究条件色的规律，重视现代写生厚涂技法”。[5]第三工作室最初由董希文主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詹建俊、谢东明主持。在教学上主张“坚持学术领域的开放精神和重视艺术自身规律与个性的勇于开创”，在油画上主张“以固有色的存在因素为依据，进一步了解认识条件色相互相影响及变化规律，进而向人的心理情感色及主观意向色的研究拓展，进入个性色彩语言的表达方式。”[6]第三画室的代表教授主要有刘小东、喻红等。 1985年，经闻立鹏倡议创建第四工作室，林岗为主任。代表画家和教授主要有马路、王玉平等。教学中，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油画的方法与技巧，更不放松对学生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