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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乐文化重建应对新型城市病摘 要：雾霾超越了自然和气候异变的范畴，具有越来越鲜明的“城市病”特征，既与城市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也涉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感受，在本质上是一种复合型城市病。生产方式上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上的都市化，是导致中国城市雾霾病的两大现实根源。改造城市生活方式，应成为“中华城市梦”的核心内涵。 关键词：城市病；雾霾；文化重建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4-35（3） 1 雾霾：从“诗境”到“城市病”的历史转换 在古代诗人的笔下，“雾失楼台”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诗意描述。但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当这种婉约的古典诗境掺入了一种被称为PM2.5的现代成分之后，在雾霾中看不清道路、分不清方向、使人无法正常呼吸的现代化城市，摇身一变成了当代人猝不及防、惊恐万状的噩梦——城市雾霾时淡时浓，乍散又聚，且仍在持续。同时，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对城市本身的疑问、担忧和恐慌，正不断发酵和积淀成一种更可怕的“心灵的雾霾”，它不仅解构了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城市本质，也对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当代人构成了莫大的反讽。就此而言，这种雾霾已经超越了自然和气候异变的范畴，具有了越来越鲜明的“城市病”特征。 雾霾古已有之，《诗经》中就有“终风且霾”的记载，在历史上也曾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清人昭梿《啸亭续录》的“昼晦”条，其中就记有“路人皆不敢行”、“老妪佝偻为风吹毙”、“遗失幼孩”等事件。但与这些偶然的自然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城市雾霾主要是人类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和发展规律的苦果。主要原因有三：一是PM2.5本身不是大自然固有的物质，它主要由工业粉尘、汽车尾气及其他城市环境中的废气构成。这表明，尽管我们仍沿用古代的“霾”字，但现代城市中的此“霾”已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彼“霾”。二是雾霾的影响范围有明显的差别。古代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很低，直到19世纪初，世界城市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约1%。即使有雾霾，对分布相对疏散的人类的影响也有限。但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和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超过了农村，对于当今世界高度集聚的城市人口，雾霾的破坏力必然也会“魔高一丈”。三是雾霾造成的危害程度完全不同。在古代偶然出现的极端天气，尽管会造成人身威胁与财产损失，但其程度与当今城市雾霾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1952年伦敦大雾灾难曾一下子夺去了1.2万人的生命。快速城市化的中国也是如此。有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城市有近35.8万人死于大气污染。而由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与健康损失，据估算也占到中国GDP的7%。以“广州式黑肺”为例，1954年至1972年，广州肺癌的发生率较低，死亡人数仅为10人/每百万人；1972年至1980年代初，这个数字增加到20人/每百万人；1990以后，则高达50—70人/每百万人。 由此可知，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古代诗人笔下具有朦胧美的“雾”，已异化为直接威胁到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全力应对的新型城市病。在某种意义上，与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就业和安全压力增大、教育卫生资金短缺等城市病相比，这种新型城市病在机理上更加复杂，既与城市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也涉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感受，所以在本质上是一种复合型城市病。再加上城市雾霾波及范围包括了华北、华中、江淮和江南地区，具有“扎堆出现”和“大面积爆发”的新特点，应对起来也更加困难和显得手忙脚乱。 2 深度解析：改造生产方式，更应改造生活方式 一直快速推进的中国城市，突然遭遇所谓的十面“霾”伏，其实并不奇怪，而是中国近年来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具体说来，生产方式上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上的都市化，可以说是导致中国城市雾霾病的两大现实根源。 首先，从生产方式上看，工业是城市的命脉。工业化以巨大的资源和能源消费为基础，必然导致对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生态的严重透支和污染。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都概莫能外。以能源为例，已故印度原子能科学家霍米·巴巴博士曾测算道，在19世纪上半叶以前，人类每百年消耗的总能量不到半个Q（每Q代表燃烧33 000t左右的煤所释放的能量），目前每一百年大约要消耗10Q。[1]也就是说，在人类过去两千年所消耗的能量中，大约有一半是过去一百年消耗的。对于以工业化为主要拉动机制的中国城市化，也可以参照这个公式测算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已翻了两番，而按照到2020年再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届时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达到30亿t标准煤[2]，约相当于90 909Q，这完全超出了中国环境能够承受的极限，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开发新能源的主要原因。但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据相关研究报告，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