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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号关系为翻译单位科技英语汉译策略探究翻译单位即翻译的基本单位，各家都对其进行了研究，各执一说，意见不相容。在具体情境下对翻译单位进行研究，才有实践和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本研究旨在对科技英语句式进行符号学分析，指出以符号关系为翻译单位来指导科技英语汉译的可行性和行之有效的汉译策略。 翻译单位 符号关系 科技英语 汉译策略 一、引言 翻译单位，是实际翻译中的分析和操作单位。最早提出翻译单位（unit of translation）的学者是加拿大语言学家维奈Vinay（1958）和达贝内 Darbelnet（1958）认为翻译单位在翻译中不需要进一步分割的话语片断，是“思维单位”，“翻译单位是一句话中必须一起翻译的最小切分”（译学词典，2004:19）。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 不同的学者对于翻译单位的性质和划分观点不一。总的来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Newmark（1988）和Brecht(1973)为代表，把词语作为翻译单位。第二类是把句子看作翻译单位。第三类是把篇章作为翻译单位，如Nord(1997)主张篇章是一种“纵向”的翻译单位，将篇章看作是一个由贯穿于整个语篇的无数的功能单位所构成的“超级单位”（hyper-unit）。而在国外翻译学者中，前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的观点则较为概括和包容，并非与其他学者的针锋相对，在《语言与翻译》中把翻译单位定义为“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语言单位（译学词典，2004：19）”。他指出翻译单位可以是音素、词素、词组或句子任何一个层面上的语言单位。Koller(1992)认为应考虑等值，认为翻译单位可以是词组，可以是句子，也可以是整个语篇，这种观点更具有包容性。Toury（1995）认为翻译单位应建立在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方梦之（1994）则认为“翻译单位是必须放在一起翻译的语言片段”即语段。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单位进行论述，各持己见，终无定论，研究的维度尚存。讨论多半是围绕巴尔胡达罗夫的观点展开的。然而无论是巴尔胡达罗夫，还是国内许多研究者关于翻译单位的划分和争论本质上说是一种静态划分和物质划分，而翻译过程其实是一种动态的语言运用过程。本文认为翻译单位本身无所谓优劣，翻译单位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选择受原文、译文和译者，文本功能影响。词、句子或是篇章都有可能是最佳的翻译单位，只有在具体的情况下对翻译单位进行研究，才有实际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以符号关系为翻译单位之解读 本文拟提出以符号关系为翻译单位，符号关系是指符号与其他符号、指示物以及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符号学观点认为：音位、词素、词或小句、句子、意群、篇章、这些翻译单位都可以看作符号，显示着各种不同的符号关系，如词汇显示的是符号与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客观指示对象之间的符号关系；句子显示的是所表示的概念之间的符号关系。言内关系产生语言意义和功能；指称关系产生文本的指称意义和功能；语用关系产生文本的语用意义和功能。 本研究中我们着重探讨组成文本的各种符号关系，对于构成文本以外语境的符号关系不作为重点讨论。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所谓的文本符号关系，不仅仅指文本的文字本身，而是指组成文本的符号所引发的各种符号关系，它们当然也包括语言符号与文本以外世界发生的意指和语用关系，这种符号关系就是动态的开放的。更具有包容性，也可以体现翻译单位的动态开放特征组成文本的符号关系有三种：言内关系，指语言符号与符号间的关系；指称关系，指符号与其指示物之间的关系（所指和能指）；语用关系，指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符号关系作为翻译单位的理论基础是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功能都产生于符号关系，正是这些不同的符号关系构成了文本的意义和功能。所以，在语言层面上，译者所处理的是言内关系，在转换过程中通过在目的语文本中构建对等的言内符号关系，传达原语文本的言内意义和文本功能；在语义层面上译者处理的是指称关系，通过在目的语文本中构建对等的指称符号关系传达的是原语文本的指称意义和功能；而在语用层面上，译者处理的是语用关系，通过在目的语文本中构建对等的语用符号关系传达原文的语用意义和功能。符号关系作为翻译单位，不仅顾及了语言符号的外在实体，而且兼顾了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功能。 三、基于符号关系的科技英语汉译策略 1.在翻译科技英语句子时，首先要注意英语句子中与语言层面的意义，即把握言内意义。由于不同的文化、历史和习俗，各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相异。如果依据母语的句法和词法及母语思维与英语语言对号入座，往往容易理解错误，产生歧义，进而误译。两种语言表达符号的不一致，导致理解困难，如英语的省略、分隔、位移现象，宾语从句和定语从句等复合句中的连词that通常省略，表语从句偶尔会省略that。分隔现象在科技英语长句中也是常见的，英语句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