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及《资本论》译缘.docVIP

侯外庐及《资本论》译缘1936年6月，生活书店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三册的合译本，译者署名“玉枢 右铭”。“玉枢”就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侯外庐翻译《资本论》所用的笔名。 侯外庐早年曾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并在留学期间翻译德文版《资本论》，回国后继续从事翻译，成为我国最早的《资本论》译者之一。这部令侯外庐倾8年心血译成的《资本论》，不仅使中国人可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鸿著，而且为侯外庐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理论导师”指导下的翻译 侯外庐翻译《资本论》，得益于李大钊的指导。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是他们的“精神领袖”、“理论导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历史地位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原著的翻译和理解，着力进行“学理”上的探究。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他有什么研究”。“大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有系统的研究起来”。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侯外庐，经同乡高君宇（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介绍，与李大钊相识，开始对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李大钊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资本论》，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1924年，当侯外庐听从他的教诲，决意翻译《资本论》，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义时，他给予了明确而坚定的支持。为了帮助侯外庐进一步开阔理论视野，补充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李大钊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任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已是中共党员）。李大钊还将自己的西文书籍借给侯外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的英译本。 侯外庐与李大钊的最后一次会面，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北洋政府通缉，已避难于俄国使馆的兵营（具体地点应是中俄庚款委员会办公室）。两人见面的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侯外庐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同时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赞同侯外庐的翻译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会面，用侯外庐晚年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在当时动乱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翻译掌握西学的基本条件和必要环境。因此，侯外庐果断地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学法国。1927年夏，侯外庐赴法留学，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开始学习德文，试译《资本论》。1928年，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同年，经成仿吾介绍，侯外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侯外庐珍惜在巴黎的每一寸光阴，使自己的学术追求变成了“有责任的信仰”。也正是由于此，三年的留学生活中，他甚至没有得空美美感受西方文明古都的多姿多彩的风貌。大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遇到的困境，侯外庐在翻译实践中也切身体验到了。几十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段难忘的时光：在法国，我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除了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从未得闲去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祖国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成果是，两年试译，译完第一卷二十章。不过，侯外庐的思想和精神确实是充实的，60多年后，他仍然可以清楚地列出他在巴黎大学所修的课程，尤其是围绕《资本论》的翻译在课外获得的完整的西学知识。“德文、法文之外，还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等等”。另外，“我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伊、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作”。 1930年留法归国，时任哈尔滨政法大学教授的侯外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