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 - 地方财政研究.docVIP

财经活页 2011年第18期(总第186期)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辽 宁 省 财 政 学 会 2011年9月25日 本期主题：人口红利 [按]2010年4月底，国务院公布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普查结果为之前的许多争论提供了实证的答案，并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生育率下降之快、老龄化速度之猛，使中国人口结构面临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过去30多年中，规模庞大的适龄劳动力队伍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奇迹”。伴随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时代是否即将终结？未来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应对？一时间，相关讨论成为举国上下热议的焦点。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机遇期，能否把握好新的人口变动趋势，完善相应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切实提高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将成为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 什么是“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1997年由安德鲁·梅森(Mason Andrew)提出的人口经济学概念，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即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比较低，人口负担较轻，由此导致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此后，David E.Bloom在其2002年的专著《人口红利》(The Demographic Dividend)一书中进一步提出，支持人口红利的最重要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所谓人口红利做了不少研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指出，人口学规律显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尽管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人口红利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认同“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 一般地说，一个国家完成了人口转变，都会出现“人口红利”现象。最早实现人口转变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因经历时间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并不十分明显，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所谓的“人口红利”效应。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因为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往往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因而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关联性，人口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效应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国际经验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日本作为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60年左右。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在内，差不多晚于日本30年后出现“人口红利”，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与经济超常增长 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一直是人口经济学争论的热点。早期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与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末学界开始注重人口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带来“人口红利”之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深入研究。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以简略描述如下：(1)低出生率促进妇女的经济参与，也帮助提高家庭的健康和营养水平；(2)孩子数减少使家庭的负担降低，家庭能够不压抑消费，增加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从而在整体上，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加；(3)与此同时，历史上的高出生率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4)在很长一个时期，老龄化引起的老年抚养比上升要小于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少儿抚养比的下降，社会总的负担水平下降；(5)社会负担减轻意味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储蓄增加决定投资增加；(6)更多投资与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准、充分供给的劳动力结合又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储蓄水平；(7)几方面因素合力引起GDP的快速增长。 当然，从各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没有人口红利也可以实现经济的稳态增长甚至超常增长。制度、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终要素。在人力资源中，人口总量、结构和素质是决定经济稳态增长的因素，而人口红利只是人力资源各要素中影响经济超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