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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话语空间及媒体社会责任【摘要】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们的“公共热情”也在不断升温，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正在逐渐形成。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传媒人应该对当前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有个清醒的、准确的认识，要能在业务活动中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在社会发展中承担起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公共领域；公共话语空间；媒体；社会责任 1961年，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此后“公共领域”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传播学者也从公共领域和传播媒介的关系中，重新思考媒体的社会角色和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概念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相关学科的学者更是投入极大的热情进行研究，媒体也不失时机地进行案例剖析。当然，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中国毕竟是两种社会制度，其中有很多不可比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能把哈贝马斯的理论当作“圣经”来读。其实，即使哈贝马斯本人，也在其后的相关著作中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过不断的修正。 哈贝马斯的理论不是“圣经”，并不代表他的理论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的差距，清理掉其中的乌托邦成分，我们可以看到公共领域理论中闪烁着许多哲人的智慧。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大众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其核心就是由大众传媒编织而成的交往网络；同时，大众传媒也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当代的传媒人，只要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就会对当前我国逐步走向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有个清醒的、准确的认识，也能够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在社会发展中承担起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一、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与中国人的“公共热情” 拥有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前提。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社会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财富的增长强化了“市民”的经济基础，降低了他们对封建势力的依附，唤醒了“市民”的权利意识。在商品交换关系的作用下，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市民”们集合起来形成“市民社会”，他们公开反对王权，捍卫资本主义。“在整个18世纪，公共舆论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1]57“市民社会”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他们在公共领域通过辩论来统合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这样，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就分成了两大部分，即由私人主导的公共领域和由国家主导的公共权力领域。而公共领域又可分为两部分，即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和独立于国家的文化体系。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公共市场空间和公共话语空间，而媒体是公共话语的重要载体。 作为研究“现代性”的哲学大师，哈贝马斯一生想要“拯救被法西斯玷污的启蒙精神，继续被战争中断的启蒙进程，完成德国战后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2]。哈贝马斯在现代性背景下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带有很深的资本主义烙印，它是从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关注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命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因此从社会结构来看，我们没有直接对抗的两个阶级。但是，由于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因此阶级斗争和温饱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告别了阶级斗争，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自身的权利。“在当代中国，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保证了个人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经济活动，追求自身的利益与价值，从而催生了一个与国家相对应的私域，进而在私人自主权的领域（市民社会）与公共权力（国家）之间，演化出一个广阔的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3]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好转，人们的“公共热情”也在不断升温。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人们必然要求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品位。因此，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等社会话题，成了公众讨论的中心。而媒体不仅为公众讨论设置了议程，也是公众讨论的主要论坛。近年，媒体上的热点新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像贫富差距、机会不公、滥用公权力、食品安全、贪腐、房奴、拼爹等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新闻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尤其是经网络传播后很快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 二、公共舆论的力量与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 媒体是公共话语的重要载体，它通过公共舆论的表达来影响社会意识。哈贝马斯认为到了18世纪末，不断涌现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与日俱增的作家、出版社和书店为德国创造了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在英国，“整个18世纪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可以用政府和出版界之间的对抗程度来加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