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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型环境设计伦理及设计师社会责任探究摘要：随着国家“两型社会”的环境发展战略，对环境的设计伦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代中国倡导的友好型环境设计创新不应理解为形式的争奇斗艳与“炫技”，须针对中国当前所处社会转型期环境建设中，所面临的环境伦理性问题，提出独特的设计策略和设计方法，从而设计出具有独创性文化品质的环境。从设计伦理与环境精神、文化、生态及设计等方面，来找寻设计伦理和友好型环境的有机结合点。 关键词：友好型环境；设计伦理；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的生存、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协调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设计活动中，使设计师的社会责任和伦理困惑空前加大。从包豪斯基于浓厚的社会民主思想的设计哲学、以及路斯的《装饰与罪恶》直接把设计中的形式问题与道德相联系，到当下提倡的可持续环境发展的设计理念，无不彰显出把伦理诉求当作衡量设计价值的重要维度。一是设计的社会公正性。以帕帕纳克（VictorPapanek）的 《为真实世界的设计》、惠特利的《为社会设计》、阿里埃的《环境正义》和迈斯提出的“通用设计”(UniversalDesign)概念等为代表，提出设计的社会和道德责任，认为以刺激消费和营利为目的的当代设计严重背离了设计的本质要求，主张为弱势人群设计，关注由于“环境不公正”设计所造成的某些人群的生活和生存危机。从伦理的角度探讨社会语境中的设计角色问题。二是环境设计的生态性。伴随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等名著的出版，国外环境“规划”和“设计”提升到了生态科学的高度，芒福德提倡生态美学对人力的限制和与自然的和谐，舒马赫则研究“中间技术”，主张善用当地资源解决环境问题。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探讨设计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了西方在环境友好型材料、技术、观念等方面的研究。三是设计师的责任与设计的经济价值。设计师需要一种务实的道德理想，使负责任的设计构想能够与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相匹配。彼得·迈德森等在《设计管理评论》上讨论了通过设计管理使伦理学在商业设计中的可操控性。约纳斯的《责任律令》提出了“责任伦理”，从职业伦理规范的角度对设计师的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英美学者提出的“精明增长”等，还注重把市场经济行为纳入到可持续的环境设计研究中。 2000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第七届建筑双年展就明确提出“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美国著名的城市学者培根认为：“建造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城市的形式，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始终是文明程度的标志。这种形式是由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所作的决定的多样性来确定的。”不难理解，城市设计面临诸多社会和伦理性问题，涉及到包括公共利益和局部利益等的各种利益矛盾之间的协调，同时还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公众的参与性与设计的透明化 （一）我国环境实践活动中的不公正现象 在中国当代城市环境建设中，决策和设计常常成为某些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的个人行为，较少是经过理性分析做出来的，不少城市的管理者仅凭个人的喜好，轻率地决定城市的面貌，长官意志随意左右城市人文的和自然的景观环境，专业城市设计师和广大市民的决策权往往是有限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长官意志、“亲亲原则”下的不公正现象屡见不鲜。“城市形象”成了许多城市不惜一切财力物力，不做科学决策、不顾普通百姓利益打造“城市形象工程”，而这一切则成为城市决策人升迁的奠基。“亲亲原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原则，是以亲人、熟人为亲近中心和关系中心发展开的社会活动，并以此作为价值及行为的判断和选择依据。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亲亲”道德原则，已丧失规范现代人之间关系道德功能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最需要的道德观念是公正。 （二）城市设计中的公众参与性 作为城市环境的大多数欣赏者和普通市民，在决策中反而没有发言权。不仅城市公共环境设计没有应有的自主权，作为纳税人对于城市建设的资金也没有监督权，是少数权贵对公众权利的剥夺。民主化意味着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和操作程序的公开，城市建设的民主化背后的深层问题，是一个公共伦理的建设问题。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为公众参与城市设计做出尝试性的努力和实践，如东南大学进行的城市设计研究，又如南京“梧桐让路”事件的正确处理与解决，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南京市地铁三号线的开工建设，迫使文明南京的600棵梧桐树被据掉、迁移，给地铁线让路。由于这些树木不仅仅是行道树，他们还见证了南京半个世界的荣辱兴衰，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公民们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地投身到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行动中，理性、智慧的行使公民权利。经过南京市民的几番努力之后，“梧桐让路”之争暂时有了一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