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湖上杂诗》(其三).docVIP

品读《湖上杂诗》(其三)我以为这次来晚了反而更好，因为心中对于桃花的想念与想象比真正见到桃花后的印象还要深刻。诗人换了一个视角去看待事物，使得原本的遗憾反而变成了满足，这正说明人生的真正乐趣在于你看待和感受它的方式，而不尽在于人生本身所呈现的面貌。 袁枚十二岁中秀才，二十一岁被保举应征博学鸿词科，二十四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知县。乾隆十九年（1754），三十九岁的袁枚辞去官职，隐居江宁随园，直至八十二岁病逝。袁枚在隐居期间，畅游东南山水，以诗文自娱。乾隆四十四年（1779）春天，六十四岁的袁枚游绍兴、杭州，在杭州西湖边写了《湖上杂诗》二十一首，本文所选就是其中的第三首。 袁枚个性极强，面对当时的士林习气，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态度。 时人重经学与考据，他却说“试问今之世，周、孔复生，其将抱《六经》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将汉后两千年来之前言往行而多闻多见乎”（《答惠定宇书》），“《六经》之言，学者自宜参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答定宇第二书》），他还写诗道：“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遣兴》其二十二）袁枚甚至还写了一首题为《考据之学莫盛于宋以后，而近今为尤，余厌之，戏仿太白嘲鲁儒一首》的诗对于当时的考据学者进行讥讽。 时人重讲学，袁枚却说“惟讲学近伪，且大妄，断不可行”（《与是仲明书》）。 时人重参禅，袁枚却说“如来、释迦与夏畦之庸鬼，同一虚无，有异端之虚名，无异端之实效，以故智者不为也”（《答彭尺木进士书》）。 时人讳言声色、财货，袁枚却说“解爱长卿色，亦营陶朱财”（《秋夜杂诗》其五），又说“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尊彝、名人字画，又好书”（《所好轩记》）。袁枚对于自己的嗜好毫不掩饰，他认为“人欲当处，即是天理”，“圣贤教人，不过如是”（《再答彭尺木进士书》）。 袁枚激烈地反对当时沉闷迂阔、虚伪忸怩以及扼杀人性的环境和风气，他针锋相对的各种意见彰显出强烈的独立意识，而这种意识，实际上植根于他对生命个体的欲望和情感的正视与尊重。因此，袁枚论诗独主性情。他说“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玙沙方伯予告归里》），“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答曾南村论诗》）。所谓性情，自然是指作者内心中的真正感受，袁枚以为好的诗歌必然是抒发真性情的作品，而要写出这样的诗歌，作者必须尽力摆脱种种限制，保持真我的纯洁，并学会体认和捕捉真我的情感流露，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作者的性情本身就成为诗歌写作所关注的对象，外界的环境只是为这一瞬的感动构建出一个可供描述的外形和可供追寻的线索。因此，袁枚在《续诗品》中列《崇意》条强调“曰诗言志”，列《斋心》条强调“诗如鼓琴，声声见心”，列《神悟》条强调“但见性情，不着文字”。 诗歌的真趣在于作者的真性情，而人生的真趣同样如此。“我道此来迟更好，想花心比见花深”，心中不以错过花期的遗憾为怀，反以对桃花的畅想为乐，桃花依然如故，心情却已由南返北，我们在这里感受到的不是桃花的艳丽或者凋零，而是作者的洒脱与痴情。桃花在这里其实根本未曾出现，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已，然而却营造出别样的意趣，这意趣正是对内心情绪的欣赏。读者的趣味来自作者内心的微妙变化，而作者的趣味则来自于自己心中对虚无桃花的向往。 有时候我们过于强调外界对自己的刺激，反而使自己的情感麻木；有时候寻找人生的真趣，不妨慢下来，低头看看自己的内心。一转念间，几瓣花落？人生的真趣或许与诗思一样，只在那一转念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