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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四川省妇幼卫生事业评析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初生婴儿、产妇高死亡率引起了各界人上的普遍忧虑。四川省由于地处西部内陆，科学生育观念尚未被民众接受，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显得更为迫切。抗战时期妇幼卫生工作在四川省大多数市县开展起米，而尤以成都市的妇幼卫生工作在全省开展得最早、最全面、也最好。但受到多种客观历史条件和抗战这一大的政治环境的制约，战时四川省妇幼卫生事业覆盖面窄，受众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需要。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民政府；妇幼卫生；四川省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8-9841（2018）01—0151-07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人力资源的较量，其凸显了国民体质、数量的极端重要性。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考验，同时它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觉醒的意识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而对民族自身身体素质的关注和焦虑，并促使政府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使抗战时期又成为民族医疗保健意识的重大觉醒时期。本文拟通过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四川省开展妇幼卫生事业相关史实的重述，探讨在战争与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语境中，国民政府对发展妇幼卫生事业在观念上的转变，以及它在制度和实践层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及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一 抗战时期中国以每千产妇15人的死亡率、每千初生婴儿700人的死亡率居各国之冠。中国产妇、婴儿群体的死亡率不但远远高于先进的欧美各国，也与墨西哥、印度等国家有相当的差距。 抗战时期四川省（含今川、渝两地）由于地处西部内陆，科学生育观念尚未被民众接受，妇幼卫生工作的开展显得更为迫切。大足县卫生院院长何俊明在《卫生通讯》撰文指出，“（大足县）一般的妇女，都是极度封建，有病怕羞，不愿检查，不受治疗，甚至宁死在家里，也不愿叫别人知道”。据遂宁县卫生院报告，该县“一般产妇，多蹲于地上，自己接生，稍贫者，于生产之后继续操劳，因而产妇之产褥热，产后大出血，子宫脱出等病例，多不胜举，初生儿患脐风亦多”。而在四川省边远山区，“土著妇女生育时也自行料理，不愿他人帮助，小孩的脐带，由母亲自己咬断，用布片包紧，后略将小孩身体洗擦，便算完事”。 抗战时期中国初生婴儿、产妇高死亡率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忧虑。妇幼群体保健的极端重要性为政府和社会所认识。“民族幼苗孕而生，生而活，活而存，存而养，养而壮，病而治”等各种问题，与“国父民族主义明白昭示”相联系，被看成“整个社会之责任，大家均须努力”。战时社会部多次发起保护妇婴运动，并通过《儿童福利办法》等法规，保障妇幼群体的福利。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也在《儿童福利》杂志上撰文《儿童福利就是民族福利》，为维护儿童福利摇旗呐喊。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在全省首届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上，将中国国民体格不健全的首要原因归纳为，“妇女在生产之后，不讲求卫生，也不知道保护婴儿，因之婴儿死亡率非常之高”，呼吁“极力设法改进”。战时四川省通常以“保婴为保健之基础，保健为强种之基础，保种为强民之基础，强民为强国之基础”作为宣传妇幼卫生工作的口号。由标语可见，保婴被视作民族保健事业的基础。《卫生通讯》对于应如何理解这一观点作出解释，认为“婴儿是人生的基础，身体健康与生活习惯均在这时养成。有健康的婴儿才有健康的儿童与青年。于是才有健康的国民，从事于建国的工作，国家才会富强起来；于是保婴又是强国强种的基础”。在四川省公共卫生实施体系中，妇幼卫生事业被给予特殊的关注和保护。1940年5月行政院公布之《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对县卫生院、卫生分院、卫生所、保卫生员承担的妇幼卫生工作职责均有具体规定。四川省制定的《四川各县卫生院组织计划》、《四川省各县卫生院组织规程》等法规对县卫生院办理“全县妇婴卫生事项”也作出了明确规定（见表1）。 抗战时期卫生行政系统是政府行政体系的组成部分，定位为“政府所设，为人群谋利之事业机关”。四川省档案馆收藏的《四川省各县卫生院收费办法》规定，“为实施公医制度起见，凡一切医药皆以不收费用为原则”。公立卫生机构通过“低收费”或“不收费”等方法，吸引妇幼群体前往就诊。以成都市保婴事务所为例，在成立之初，其“普通挂号全免”，“手术及敷料费一至五元”，且规定“贫寒者按情酌量减免”。为尽快使成都市民周知，保婴事务所在《新新新闻》上刊登广告，宣称其“免费诊治妇婴疾病、产前产后检查”。1942年1月，成都市三个保婴事务所以“百物飞涨”，“为适合时市起见”为由，认定“收费规则，确有稍加更改之必要”，请求省卫生处同意更改收费规则。更改后的收费规程规定，“初诊贰角，复诊壹角”，“普通接生费贰拾元”，“药品照原价收费”，且“贫苦者酌量情形减免”。与各私立医院、诊所相比，其取费仍然极低，显示出公立卫生机构医疗服务的“公共”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