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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方证相关研究及其科学主义陷阱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医院 (048000) 赵家善 摘要： 方证相关研究旨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探索中医证候与中医方药的关联性及其生物学基础，求证中医证候的客观化指标和中医方药的作用机理，从而揭示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科学内涵。但鉴于以往“证”客观化研究的失败教训，该研究必然存在“证模型”与“证指标”建立等路径障碍，并可能最终落入肢解中医学辨证论治精髓的科学主义陷阱。 关键词： 方证相关 中医证候 研究路径 近年来，围绕方证相关科学内涵的探索正在成为中医药现代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其要点在于“借助药理和药化研究手段，在方剂的药味、部位/成分群和其作用对象的整体、组织、细胞及分子等不同层面上探讨方剂效应及其机制；借助实验病理学研究手段，建立中医证候模型”，“在运用基因组学技术深入探察模型的分子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方证之间的关联性。同时，以基因组学研究所获得决定方证关联的某些特异基因为线索，在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不同纬度上进一步探察其特征蛋白质及代谢环节，以在不同层面上获得方证关联的现代生物学基础。[1]”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近一个世纪以来，在科学主义主导下，“中医学的所有主要概念和重大理论无一不曾受到科学技术或科学方法的洗礼，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经络学说、气学说及三焦、命门等等，无一例外地被科学之‘刀’所解剖或被科学之‘眼’所透视”，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却所获寥寥[2]。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因此，对目前方兴未艾的“方证相关”现代研究，我们还不敢表示慷慨的乐观，倒是要加倍警惕再度落入科学主义圈套，遭遇“种瓜得豆”的尴尬与不爽。 1. 方证相关研究的命题逻辑 方证相关研究的命题，基于对中医学辨证论治诊疗特色的现代认识。“法随证立，方从法出，方以药成”构成了辨证论治的逻辑基础。方药构成与临床证候之间的高度关联性，为“以方测证”提供了实践依据。在模拟内伤外感条件下建立的动物模型则可为中医证候的现代生物学基础研究搭建起一定的实验载体。而对相关动物模型的现代生物学基础的研究，则有望在基因和蛋白质的分子水平揭示证候本质，获取标记证候本质的各种“特异性客观指标”或与证候关联性较大的理化指标，使中医证候的实验室确认、相关方药干预机制与作用效果的实验室检测成为可能，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并最终把辨证论治纳入科学主义的价值标准体系。 2. 方证相关研究的路径尴尬 这样的命题，看似设计缜密，科学严谨，环环相扣，前景光明。但在实践路径上却困难重重。目前，方证相关研究在路径选择上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以病为背景，基于中医方证演变规律，系统开展文献、实验、临床不同纬度的研究，并以辨病与辨证、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结合及运用生命和信息科学领域的方法与技术为手段方法，认识“方证相关”的本质和规律，提示其科学内涵[3]。笔者姑且将这一路径拆分为文献研究、临床研究、实验室研究三个部分。显然，在前两个部分中，研究者可以在传统中医范式内顺畅地进行，并可以充分应用现代循征医学的原理进行大样本、长时间的观察和求证。即使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同证异方、异证同方、一方多证、一证多方等各种复杂情况，但毕竟可以在同一理论体系内进行，不存在通约性障碍，能够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实现大致统一的取舍认同。但一旦进入实验室部分，问题就变得纷繁复杂，难求其解。 2.1 动物实验——先产“模型鸡”还是先下“检验蛋”？ 在现代医学研究中，动物模型被广泛应用。研究者可以根据各种疾病的病源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特性，复制出大体相同的动物标本，比如癌症、结核、肝炎、休克等。反过来，同样可以对这些标本进行相关的病源学和特异性理化指标检测，证实其与人类疾病的“同质性”。但对于中医证候来说，其动物模型的建立远远没有如此简单。如果我们把证候模型比作“鸡”，把标志证候的理化指标比作“蛋”，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千古难题。中医基础理论中描述的六淫之邪、乖戾之气、七情劳倦，如何模拟、模拟的强度与时间如何确定、如何加之于动物并使之成为特异性的证候模型之“鸡”，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即使研究者真的得到了这只“鸡”，又拿怎样的特异性的理化指标之“蛋”来证实这只“鸡”就是理想中的那个具有高度排他性的独特的“鸡”呢？这样，研究者就得预先得到这些日后可以用于检验“鸡”之真伪的“蛋”。但是，这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没有可确认的“鸡”，怎么可能获取可确认的“蛋”？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到底是先产“模型鸡”还是先下“检验蛋”？“方证相关”研究的动物模型之路显然不是一条宽畅平坦的通衢大道。 2.2 “证”客观化研究的失败启示——“证指标”体系的建立“山高路远” “证”模型的建立困难重重。那么对大样本患者群体的“证”研究能否圆满解决“证指标”的确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