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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我国土地改革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一）交易费用理论（二）产权理论（三）企业理论（四）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农地产权制度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我国“三农”中的许多问题莫不与之紧密相关。因此，研究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至关重要。本文将在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分析与评价，提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产权内涵有多种解释。科斯是从产权与权力的关系解释产权；阿尔钦从法律层面解释产权；登姆塞茨注重从产权在社会体制中的功能和作用来解释产权；巴泽尔从经济分析角度来分析产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产权的概念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内容：第一，产权是一种权力，即某个主体对某个经济物品或某种稀缺资源或某种可交易对象物的一种权力，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这种权力是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第二，产权就是行为选择权。第三，产权是一组权力或产权束。至少应包括对财产的所有权以及由此引发的占用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这些权力既可以统一于一个主体，也可以分解而属于不同的主体，即产权所包含的各项权力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与制度安排。第四，私有财产包括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转让权，而且产权不是绝对的，是可变的。第五，产权边界并不是无限的，即产权的外部影响使得产权必须要有一定的界限。同时产权是可以流动的，即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作为产权束中的重要内容所有权，是各种物权中最完整、最重要的一种。它包含了对物支配和利用的一切权能，是其他物权的“母权”。因此，所有权常常被称为“绝对权”，它具有复归性的特征。所有权的社会职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确定财产的归属；二是实现财产的利用。现代所有权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所谓“从归属到利用”的趋势--淡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即法律制度由过去的单纯注重确认财产归属转向着眼于财产的流转和利用。为此，法律不仅努力完善债权法制度（尤其是合同法），以鼓励所有权人将他们的财产投入流转，而且创设出各种物权法制度和商法制度，来鼓励所有权人在不丧失所有权的情况下将财产转移给他人利用。产权概念的出现，正是这种联系和影响的必然结果。产权制度主要关心市场交易以及通过这种交易所实现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正如登姆塞茨所指出的：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而又担负着交易职能的社会工具。产权界定清晰是交易的前提。所谓界定产权，就是要明确人们相互之间的物质利益边界，以建立互通有无的前提。产权界定包含三层涵义：一是产权主体界定，即根据一定原则，界定谁对特定“物”或“行为”拥有特殊权力——产权；二是产权客体界定，即明确产权客体——“特定物”、特定“行为”；三是明确产权的内涵和使用规则，即明确产权的权力束及其行使规则。科斯认为，初始产权的界定对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对最终经济绩效产生强烈的影响。因而，产权的界定应力求减少权力与权力之间冲突而造成的交易成本。科斯在谈到交易成本时特别强调产权的界定也需要成本，如果成本太高，产权的界定则无法实现。因此，政府应通过行政法律机构，将权力分配给最有效运用它们的人，从而实现产权交易的低成本、高效率。巴泽尔认为，产权界定不是一次性的，也没有一定模式，各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选择与各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产权制度。［1］二、当前中国农地产权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在土改中确立起来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发生了制度性变异，致使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走上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它的基本特征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别是国家意志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决定着中国多半个世纪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这些理论观点主要包括：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兼并与农民两极分化、土地的公平与效率、土地福利化分配与国家粮食安全、土地私有化会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因此从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和制约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入手，以澄清我国政界和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这对于下一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作用。［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变迁：第一次是通过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变成农民的土地，实行了土地的私有私营；第二次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把农民的土地变成了集体所有，实行了土地的公有公营；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最终建立了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产权制度。现阶段我国的农地制度并没有改变土地集体所有这一基本产权制度，而是维护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