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上及劳动体制.doc

工地上的劳动体制：剥夺如何形成 2.1建筑行业分包制的历史性形成及当下运作： 很多学者和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认为，分包体制的实行是由建筑行业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制约：（1）工作安排很受天气的影响，室外作业对天气因素要求很高。（2）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容易收到整体经济环境波动的影响。（3）建筑作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人的技艺，并且对不同工序之间的衔接以及不同工种的配合有很高要求。受上述生产条件的限制，建筑行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建筑行业的生产流程既无法标准化，也无法完全机械化，而是保留了大量的活劳动。因此，如何有效管理活劳动成了建筑行业的一大难题。分包体制就是为解决这种难题而生的。它一方面可以确保根据工程的需要调整劳动力的规模和工种，快速整合不同的专业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建筑公司因雇用固定职工需支付的成本，提高建筑企业的竞争力。 2.2分包体制与建筑行业并不是相伴相生的，是1980年代以来城市改革的伴生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1957），城市的恢复重建工作急需投入大量的建筑业劳动力，远远超过正规劳动力的供给能力。于是，各种承包体制应需而生。一是某些专业部门（钢铁，煤炭，电力，交通和铁道）组织内部人员成立了建筑企业，以自营或内包的方式开展建设。二是国营企业用自己的职工来进行建设，并自行负责建设用料和机械设备。三是以军队和农民为主力，加上小部分私营企业的原有工匠，以及社会上的未就业人员，经改组重建后成专业建筑公司。四是各地建筑工会组织社会上的未就业人员，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城镇建筑合作社。这时，建筑工人是以新中国的建设者的身份参与劳动的，建筑工人的劳动权益受到较好保护，虽然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工资较低，但是不存在拖欠问题，他们或者可以按月领取到国家的口粮补贴，或者可以按时拿到工资。 1958年到1962年间，上述各类承包体制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这一时期包工制度几经立废，终于在1970年被正式废除。这时，国家撤销了“一委三部”，重建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实行“经常费”制度，由国家按照大体相同的标准直接发放给施工队伍工人工资和管理费。 在这一时期，不但劳动力是非商品化的，劳资关系本身也带着社会主义的色彩。一方面，国家为工人的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另一方面，劳动本身被赋予一种特别的意义，即劳动不仅仅是实现个人的价值，也是在为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干建筑非但不属于苦役，而且是受尊敬的技术类工作。 1980年的改革以来，一系列市场改革举措被引入建筑行业中：重组现有管理体制，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营企业自主经营，建立竞价体制，提高管理技术等。在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主导下，效率超越保障成为国家的首要关心。《建筑安装工程包工合同条例》（1980），《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4.9）和《建筑工程招标暂行规定》（1984.11）认可了承包体制的合法性，并促进工程承包与分包经验在全国推广。随后，这些内部承包人开始从原企业中独立出来，一方面利用原先积攒的社会资源承接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摆脱了劳动用工方面的限制，转而雇用更加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一批的现代包工头。与此同时，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与这些内部承包人合作，带着本村人外出做工，构成包工头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进入1990年代，国家设定一系列法律法规，试图规范建设业市场。第一部《建筑法》（1993）为进入建筑行业设置了一系列的准入门槛。在该法的限制下，许多建筑企业短期内无法取得资质而参与建设活动。这就给已经取得特定建筑资质的企业提供了寻租的机会，可以通过向没有施工资质的包工头提供挂靠来赚取利润。 综上所述，根据建筑业的发展史，分包体制并不是建筑行业中唯一可行的劳动体制。当代中国分包劳动体制的实践与建筑行业的产品特征，生产过程，劳动管理等也没有明显的关系，而可以被看作一部国家逐渐让出管制空间，而资本为追求灵活积累而愈加肆虐的历史。今天的分包生产模式不再像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资源整合与专业协作，而是资本为了实现灵活积累所采用的一种这笔劳动关系的生产体制。 2.3关系霸权：包工头为核心的劳资关系 在目前建筑行业的分包劳动体制中，包工头位于最基层，同时也发挥最关键的作用。在多数情况下，包工头与其属下的工人是老乡关系，建筑工地上乡村社会已有的社会关系的保留构成了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特色。有些学者看来，这种关系构成了“关系霸权”，一方面能够压制工人的不满情绪，制造出工人对老板的忠诚；另一方面也约束了老板，防止血汗工厂出现。 工人对老板的忠诚确实是存在的。一些工人尤其是班组长会常年跟随同一个包工头，“包工头”的信任是班组长产生忠诚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班组长“对包工头的信任”——工资有保障。一方面包工头在管理上给班组长很大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