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及超大规模国家视野.docVIP

民族主义及超大规模国家视野[文章导读]本刊曾于2012年8月刊、10月刊，分两次刊载了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大观》杂志编委于向东、施展二位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对谈。第一次对谈针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外交传统，第二次对谈分析了现代国际秩序及相关制度的生成过程。此次对话则主要讨论当代中国所应具备何种国际观念。文章认为，战后美国的国家形态，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的学习，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基本课题，也是其与世界体系互相改造的努力方向。 致密体迷思与历史的总体感 施展：前两讲对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诞生，对外交哲学的反思，其实也是对中国之自我意识与历史命运的反思。时到今日，这个自我意识中日益显露着一个迷思，姑且称之为“致密体迷思”吧，它与中国今天所采取的历史叙事有着直接关系。这个迷思以为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两边有着质的差异，它们各自生长，互不渗透，发展成为两个致密体，彼此间的碰撞逼迫着中国进行近代转型，并单向地带来中国的灾难与可歌可泣的抗争。它更进一步把今天的世界看作是中国与西方（实际上就是美国）两个互不相让的致密体之间的对峙。 于向东：“致密体迷思”表达了对近几十年中国成长的机械论看法，它把中国成长理解为自我生长的，因内部逻辑推动的历史过程，其中的正面效果产生于内部，而负面效果则往往推脱为外部的抱有敌意的力量介入。它不是把中国的成长放在一个关于世界历史的总体运动的理解之中。即便回溯历史，中国文明的形成，也是中原农耕与北方游牧两种经济--文化区的互动过程，两个多孔化结构之间有着多重的渗透、流动与融合。 施展：很多边疆史著作，对古代中国南北区域的多孔化结构有很好描述。历史上具体的经济物质过程的双向乃至多向流动是一种常态，无论在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还是东南海疆的倭寇，中原内地采取一种自我闭锁的政策的时候，便是边患最凶的时候；而边疆的和平一定是因为中原采取了一种开放性的政策。也许这与中原文明内核与地理环境的某种依赖性有关。 于向东：不少人实际上是把北方游牧中原农耕的互动关系内部化来维持这个历史观，把“外部世界”推到更远处。某种近代史观念就是从中产生的：中国横遭西方力量的冲击，从而苦难深重。这种怨恨的历史情思与今日经济繁荣带来的欣喜结合，便是“致密体迷思”的心理基础。 施展：然而有大量著作显示，北方游牧--中原农耕的互动是欧亚大陆的总体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动力过程，决定了欧亚大陆游牧与定居两种文明此长彼消的历史节奏。在这个过程中，中原文化多次“横遭”冲击，甚至被淹没。 于向东：在这个历史节奏下，地中海文明、俄罗斯、中东欧地区也多次“横遭”冲击，几至完全被淹没。若说苦难，也莫过“阿提拉恐怖”吧。我们曾谈起过一个模拟的历史装置：把欧亚草原通道理解为汽缸，把游牧部落理解为活塞，把中原农耕区理解为蒸汽动力来源，它保持着某种爆发与收缩的节律。我们从中试图提供一种中原文化内化于世界总体历史的理解。这是一种反向的内部化理解，即把北方游牧--中原农耕的互动关系不是理解为中国文明的内部过程，而是理解为世界历史的动力过程。可以称为历史的总体感。 施展：中原地区由于优良的地理条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区，它因气候变化和内部纷争引起的爆发（如卫青远征）或收缩（如东汉溃败），都有足够强大的动力驱动欧亚大陆的历史变迁。 于向东：有多少部落、文化或族群在这个过程中被淹没，甚至彻底消失了。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些文明的辉煌崛起，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文明覆灭，偶然还可以看到一些文明浴火重生，绝大多数的文明都被无情地扫灭，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实。只有少数战而胜之的文明，或是有幸重生的文明，才成为历史的主角。 施展：这些都发生在历史的各个过程中，我们不能仅取一段，作历史的感叹或愤恨。我们在短时段下考察异质文明的交往，都包含着一个以今人眼光看是“非文明”的阶段，看到的是各种血腥与暴力，西方冲击东方是如此，中原冲击南苗地区也同样，尽管事后都有各种“文明的修辞”造史。这只是历史的一个阶段。如果视野放得更长，把随后继起的各个阶段都包括在内，也许，你就会目睹一个新文明的出现，比如游牧民族对东欧的冲击，瓦解了早期地中海文明，却催生了西欧基督教文明。 于向东：今天，阿提拉的恐怖传说，维京人的海盗故事，几乎已变成西方童话故事的桥段和背景。也许有一天，中国近代从海上遭受的冲击，会从民族志的苦难记忆中脱形而出，带来重生的史诗。 施展：这个文明的重生注定只能从对世界历史的总体理解中才能想象，尽管浪漫，实际的进程却也是历历在目。破除致密体迷思，从世界历史的总体感觉出发，才能对今天中国的外部环境有深入的理解，否则甚至我们都无法解释，在西方的“围追堵截”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何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 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