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下中国绿色发展.docVIP

生态文明下中国绿色发展中国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如果说从1949-1979年的第一个30年，是以政治变迁为特征的中国发展，从1979-2012年的第二个30年是以经济赶超为导向的中国发展，那么未来的第三个30-40年将是以科学发展为导向的中国发展。如果认识到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挑战，那么就会认可中国第三个30-40年发展的方向应该是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 一、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变革性反思 当前，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将生态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等活动，而较少涉及经济社会过程本身的改革和转型。另一种是从文明更替的角度，认为生态文明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社会模式变革从根子上消除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 区分这样两种思考的优劣是容易的。只要看一看多年来“传统经济+资源管理”和“传统经济+污染治理”模式越治理越失败的现状，就可以看到游离于经济社会过程之外认识和处理资源环境问题的局限了。事实上，按照科学史家库恩（1962）的科学范式理论，对于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经济模式情况下的修补式、应对式反思和调整，例如在污染造成以后进行治理；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通过变革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使得污染较少产生甚至不再产生。 笔者以为，只有深绿色的思考才是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浅绿色思想与深绿色思想在三个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一是在驱动机制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影响；而深绿色的反思，则重在探讨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二是在问题状态上，浅绿色的反思，常常游走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两极对立之间，甚至演变成为反发展的消极意识；而深绿色的反思，则是弘扬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态度，并努力寻找环境与发展如何实现双赢的路径。三是在对策反应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并聚焦在针对问题症状的治标性的控制对策；而深绿色的反思，则更多地提出针对问题本原的预防性解决方法，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研究。概言之，浅绿色的反思是就环境论环境，较少研究工业文明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问题，结果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修补与改良；深绿色的反思则洞察到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要求从发展机制上防止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因此它更崇尚工业文明的创新与变革。 由此可见，只有深绿色的思考才是生态文明的真谛，这对于中国未来第三个30年的绿色发展具有方向性的意义：我们需要认识到并不是一切标榜为“生态文明”的理念、学说、口号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益。如果媒体、理论界和决策层不能从深绿色的角度去引导社会改进传统的发展模式，而是停留在浅绿色的水平上去号召人们被动地应对资源环境问题，那么这样的生态文明不可能换来所期望的中国未来发展模式转型。 二、生态文明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 如果对生态文明下一个有操作性的定义，那就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其中，自然消耗可以用生态足迹、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等表示，而社会福利可以用客观指标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由人均收入、人均预期寿命、人均教育水平等组成）或者主观指标如世界幸福网络测定的各个国家的主观满意指数等。 生态文明的发展绩效可以用戴利在生态经济学中提到的公式：EP=WB/EF=WB/EG×EG/EF进行衡量。其中，EP（Eco performance）表示生态文明的发展绩效，WB（well being）表示人类获得的客观福利或者主观福利，EG（Economic growth）表示由人造资本存量或GDP表现的经济增长，EF（Eco-footprint）表示生产和消耗这些人造资本的生态足迹。 应当看到，实现生态文明要求有两个重要的脱钩：一是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脱钩（EG/EF），即经济增长是低物质化的，这意味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消费，自然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表明了这种脱钩的必要性；二是生活质量（客观福利或者主观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脱钩（WB/EG），即要求在经济增长规模得到控制或人造资本存量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经济增长对于福利改进的效益的递减表明了这种脱钩的可能性。这两个脱钩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未来30年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生态文明社会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工业文明的基本区别。 三、中国生态文明是要实现生态导向的现代化 以上有关生态文明的操作性定义及两个脱钩是有普适性的，但对于不同水平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却有不同的要求。当前，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的第四阶段，即原始的渔猎文明、1万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