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化手法再现历史时空兼谈大型纪录片《颐和园》创作特色.docVIP

故事化手法再现历史时空——兼谈大型纪录片《颐和园》创作特色 纪录片发展到当下阶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内部地域交流、普及知识的功能，而是越来越多的发挥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交流作用。因为纪录片逼真的记录特性和朴实无华的情感表达，制作人员一般会选取具有人类普遍性和民族共通性的题材进行加工，赋予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人文关怀，观众从中汲取丰富的知识营养，于影像中思考历史思考人生，不同种族的观众可以产生心灵的共振，情感的共鸣。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共鸣的产生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对纪录片所表达的思想内涵的正确把握。中西方因为各种原因，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分析，主要是双方所处的“语境”不同。中国、日本等东方的“同质社会”多属于高语境传播社会，社会成员由于历史、传统、民俗风土等高度的重叠性，绝大部分信息都已储存于即成的语境中，成为全体成员共享的资源，因此在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上喜好用含蓄间接隐晦的方式；而西方的“异质社会”多属于低语境传播社会，他们缺少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很难产生非语言的心灵感应，所以喜好用坦率直白的方式进行沟通，更多地借助直接清晰的符号编码信息。双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性造成对同一事物兴趣点和接受度的不协调，这成为纪录片创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一批优秀的纪录片相继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异彩，央视近期播出的大型纪录片《颐和园》，也因其深厚的艺术涵养而引起人们的关注。综观他们的创作模式，无不用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手法——纪录片故事化，这也是本文所要浓墨重彩讲述的地方。 一、故事化，用看似虚幻的手法展现历史真实 “故事”这个概念更常见于故事片中。故事片是“由职业或非职业演员扮演、具有一定情节的影片。”它与文学中的小说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很多情节精彩离奇的电影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罗伯特·麦基在他的《故事》中写道：“故事艺术已经成为人性的首要灵感源泉，因为故事在不断地设法政治人生的混乱，挖掘人生的真谛。我们对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类对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层的需求，这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实践，而且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用剧作家让·昂努伊尔的话说：‘小说赋予人生以形式。’”纪录片作为表达真实的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故事化的创作手法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纪录片应该是纯粹的记录真实，其中的故事元素是对纪录片本质的背离。他们追求一种间离效果的叙述，以纯客观的视角去关注人生关注社会，通过选择、组合捕捉到的生活现象概括、提炼拍摄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选择与组合的过程中，存在真实已被异化为影像真实。因此，不管理论界对纪录片的真实问题如何探讨，它本身就已带上悖论的色彩。黑格尔说：“美就是理念，所以从一方面看，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对真实的追求永远是纪录片的生存和发展原则，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纪录片就是要通过影像展现比故事片更戏剧化的真实，表现真实背后的戏剧性，用影像直接诉诸人的视听感官来再现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社会的变革和身处其中的人物命运的起伏。 当前，随着观众对电视节目需求的日益多元化，纪录片的创作者开始以创新的思维追求题材和表现手法的艺术多样化，以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二十一世纪伊始，大型纪录片《故宫》和《圆明园》播出，其故事化的情节构建和唯美的画面风格给纪录片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故事化的创作手法正式登上了中国纪录片创作的舞台。纪录片故事化，即在真实纪录的前提下，借用电影故事片、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些故事化、娱乐化艺术元素，使我们讲述的真实的故事对观众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2005年，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主席米歇尔·诺尔直言不讳的指出，纪录片是讲求故事性的，应该如实地把一个故事的思想内容表达得生动而完整，纪录片故事化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对于文献类的纪录片，因其经过漫长年代的侵蚀与洗礼，完全真实再现的可能性已变得微乎其微，很多历史建筑和人物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只能根据当下掌握的有限的知识去对他进行解读，但这种知识自身的局限性又使得它只为有限群体的学者所把握，无法对全体大众进行普及，这给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一定难度。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解构历史的线性发展。因此，对于文献类纪录片的创作，一个尊重历史的真实态度远远强过生硬的说教，打动观众的将是其中体现出的意蕴而非单调的陈述。故事化的创作手法，介入的创作理念，运用扮演、动画等多种方式对当时的场景进行还原，在影像时空中展现历史的人与物，增强纪录片可视性，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成为表现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有力工具。 二、《颐和园》中故事化手法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