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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及解制度在审判阶段适用摘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后，刑事和解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审判阶段对刑事和解相关立法的适用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刑事和解与量刑规范化之间如何衡平并融合；对不在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内但加害人积极赔偿的如何处理；刑事和解与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在实践中有何区别等等。如何在审判阶段正确适用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确保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得到彰显，将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附带民事调解；恢复性司法 刑事和解制度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热议的话题之一，从草案讨论的激烈程度来看，人们对刑事和解还存在担忧。很多人担心刑事和解会将财富的不平等延伸到了刑事司法领域。在审判实践中，多数法院还只是简单地将被害人进行物质赔偿的案件贴上刑事和解的标签，而缺乏对刑事和解理念价值的深入探究，这在客观上也加深了人民群众对刑事和解的误解。事实上，刑事和解不是形式上的创新，而是牵涉到刑事法治观念模式的深刻调整。 一、现实之基：实践中功利主义： 刑事和解不是在系统理论的框架内成长起来的，其最大动因来自于实践中的功利主义。首先，刑事和解有利于保障被害人权益。它纠正了传统司法模式对被害人地位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窄、判决执行到位率低等问题，使被害人得到精神抚慰和及时的物质补偿。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加害人认罪悔罪。加害人通过赔偿、道歉、提供劳务等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后可以获得从宽处罚，甚至有可能免除前科劣迹，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后，刑事和解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它缓和了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对立关系，使双方当事人都能最大限度地接受最后处理结果，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上诉、上访和再犯罪。 但刑事和解制度也对传统刑事司法观念模式造成了强烈冲击：首先是模糊了犯罪与侵权的界限。刑事和解使得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和解协商能够影响刑事部分的实体结果，尤其体现在国家对轻微犯罪的追诉权让位于当事人的和解意思，这实际上突出了犯罪的私人侵权性。其次，挑战了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刑事和解制度要求我们开始探索合作式的刑事司法模式，并在刑事诉讼关系的构建上从以国家和被告人的关系为中心的两元结构诉讼模式，转向以国家、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关系为中心的三元结构诉讼模式。三是调整了刑事司法的功能和价值。传统刑事司法理念强调对犯罪行为的报复和矫正，以恢复国家统治秩序。刑事和解则主要从教育功能出发，致力于犯罪人人格的回归、社会角色的复归和社会关系的修复。 刑事和解遭受的质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一旦刑事和解，被告人有可能被免除刑罚或者在法定最低刑以下量刑，这有违反罪刑法定及罪刑相适原则之嫌。二是认为刑事和解导致富有的被告人凭借优越的赔偿能力更容易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这无异于认同“花钱买刑”，践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三是认为刑事和解强调“刑罚个别化”，必然要给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和不公，与目前量刑规范化改革之目的相互冲突。正因如此，在刑诉法修正案出台之前，审判实践对刑事和解的探索较为谨慎，法官需要小心翼翼地寻找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平衡点以确保司法审判的正义性和社会效果的正面性。 二、谨慎尝试：在质疑中前行 最高院2009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首次明确提出要“研究建立刑事自诉案件和轻微刑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明确其范围和效力”。实际上，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制度已经体现了刑事和解的理念和制度雏形。 2007年以来，最高院出台系列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力度，对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谅解的，在综合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前提下，可以适当予以从宽处罚： 2007年最高院颁发《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强化诉讼调解，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拓宽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尝试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力度”。 2009年最高院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在“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中，第9至10条明确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2010年最高院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40条规定，“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诉至法院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记录在案。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此类案件尝试做一些促进和解的工作。” 可以看出，在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