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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我命名在古代自传文学中功能〔摘要〕中国古代自传有其别于西方自传的特质，不能因其作者与传主名称表面的不一致而视之为寓言和反自传。自我命名在古代自传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它是自我价值、人格的集中展示，是自传作品的主题、结构原则。捍卫、确证自我的价值和人格的独特性决定了自传自我辩护的基调。 〔关键词〕自我命名；自传文学；自我独特性；自我辩护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176-07 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006。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余英时认为“较之欧洲却未见得逊色”，“以自传文字而言，司马迁的《自序》（及《报任安书》），班固的《叙传》，王充的《自纪篇》，葛洪、刘知几的《自叙》等都是不折不扣的自传文字。中国自传的兴起不但远比西方为早（西方以4～5世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正式自传之始），而且确实形成了一个传统”。〔1〕但这一传统至今尚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唐刘知几是极少数对自传做过探讨的古代学者之一，《史通》中《序传》一篇对唐前自传做了初步的总结。日本学者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上世纪末作为“发现中国丛书”之一在日本出版，1999年译成中文，是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至今国内尚不曾出现类似的专著，甚至单篇论文也非常罕见。 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研究之所以滞后，重要的一点是一些研究者囿于西方的自传定义，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自传，不足重视。何谓自传？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概念，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法国学者菲利浦·勒热讷1975年所下并在2000年重申的定义：“ 1.散文，因为99%以上的自传均采用这种文体；2.现实中人，以与虚构人物相对（但是如何得知作者实有其人，他说的又都是真相呢？我的工作——文学研究实践——的大部分任务便在于此）；3.个性的发展史。”〔2〕但勒热讷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概念的局限性，在其《自传契约》开篇即辟专节讨论此定义的局限，指出：“显然，严格的符合我们定义的纯粹的自传是不存在的。……另外，我们从绝对意义上应用这一定义而没有考虑到自1770年以来所发生的演变。”〔3〕如以勒热讷对于自传所下定义的第二点来衡量中国的自传文学，就容易产生误解。勒热讷之所以特别强调作品人物是“现实人物”而非“虚构人物”，并把这种认定工作作为他的重要任务，这是因为西方文学是建立在想象虚构的基础之上，不把作品看成作者实际人生的叙述是西方作者和读者的共识。也因为这样，勒热讷才创立他的自传契约理论，视传主名称与作者姓名一致为自传作者向读者所作出的保证作品内容真实客观的承诺。受此理论影响，一些对自传理论有精湛造诣的学者，仍然视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白居易《醉吟先生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等自传为“寓言”、“名副其实的反自传”，〔4〕因为这些作品的传主名称都是自号，与作者真实姓名不一致。但是，在中国的文学阐释传统中，这些传记虽然没有出现作者的真实姓名，却并不妨碍对其自传性质的认定。比如沈约、萧统、李延寿、房玄龄等人为陶渊明作传，都全文引录其《五柳先生传》，并加“时人谓之实录”的案语。可见无论是“时人”还是沈约等人，都不会把“五柳先生”视为寓言式的虚构人物。又如《新唐书》中《陆龟蒙传》基本上是概括陆龟蒙《甫里先生传》而成， 《王绩传》于叙王绩一生行事后引录王绩《无心子》以作总结。在西方，强调作者与作品中人物名称的一致性是为了保证自传叙述的真实性，那么，在中国古代，自传作品突出自我命名又有何深意呢？这是本文探讨的重心所在。 ①关于嗜癖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参看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7、78页。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采用的自我命名与自号两个概念略作解释。自号是自我命名的重要形式之一，而自我命名的本质是自我定义、自我身份认同，内涵比自号宽。比如，元结自称“愚者”、“穷者”，张岱自称“有明著述鸿儒”，这一般不认为是自号，但却属于自我命名。 （一） 名称是人或事物的特性的概括和反映。自传作者自称姓名或官职或郡望，但这些称呼或表血缘、地缘，或表社会地位，对于个体而言，都是比较外在的特征。至魏晋，有了自号。号是对个体内在特征的定义。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5〕命名的随意化表明了对名声的忽视。《抱朴子·自叙》开篇作自我介绍：“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6〕真实的姓、名、字和籍贯反而成了号的补充成分。篇中又特意解释了号的由来：“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书因以自号焉。”〔7〕这显然是因为葛洪认为“抱朴子”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