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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提升报刊编校质量倒逼机制在出版界，编校质量问题一直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围绕这个话题，学界和业界从没有停止过研究和探讨。出版物的编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出版物的整体质量，在出版物质量评价体系中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就报刊来说，报刊不仅仅是物质产品，更是精神文化产品，在我国还具有喉舌作用，其编校质量不仅关乎报刊社及其从业人员的发展，还关乎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传承，更关乎党和国家形象。因此，有效提升报刊编校质量意义重大。结合新的形势和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要有效提升报刊编校质量，需要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对当前报刊编校质量问题的把脉 近年来，尽管政府相关部门三令五申强调确保出版物质量，但编校质量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这是不争的事实。据2010年3月25日《中国新闻出版报》载，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曾对全省2008~2009年度78种报纸和231种期刊的编校质量进行了抽查评比，结果发现，全省仍有近半数报刊的编校差错率高于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万分之三的标准，广播电视类报纸的差错率甚至达到万分之十五以上。这种状况应该说在全国各地都具有普遍性。面对严峻的现实，查找原因，并寻找相应的对策，以切实有效地提升报刊编校质量，就成为一种必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出版产业化已是大势所趋，除了党报党刊，大量的报刊社改制转企。在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之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就成为报刊社的一种自然追求。在这种追求之下，报刊社纷纷压缩出版周期、扩大出版规模、精简机构人员、降低出版成本。报纸由周二、周五出版改为日报，日报由4版、8版扩大到动辄几十个版甚至100多个版。期刊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旬刊甚至周刊，页码也随之增加。许多规模较小的报刊社裁撤校对科（室），推行“编校一体化”，甚至主要依靠社外力量进行校对，以加快出版速度、压缩相关开支。 受这种大环境刺激的当然不会仅仅是单位，还有人。在快节奏、高频率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下，再加上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人们的浮躁情绪也明显增加。表现在出版领域，就是作者、编者、读者的浮躁，写作时字斟句酌、精雕细琢的作者越来越少，编校时编不厌精、校不厌细的编校者越来越少，阅读时认真仔细、悉心研读的读者越来越少。在巨大的任务和压力面前，报刊社的记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发稿的数量，编校人员首先要保证的是编稿的数量和校对的数量，因为这些直接关乎自己的饭碗和奖金。至于编校质量，只能往后考虑。一般情况下，即使出了编校差错，也顶多是扣点奖金而已，而这与注重数量带来的收入相比往往是九牛一毛。 作为报刊社的监管者，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抱着“理解”的态度来看待编校质量问题。虽然有例行的报刊编校质量检测和报刊审读，但检测和审读的结果往往无法对报刊社形成实质性的影响，编校质量不合格，报刊社无非是得不到相关的荣誉，最多是被通告批评或罚款，鲜有因此而出局者。在小小的荣誉和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如果不可兼得，已经具备“经济人”属性的报刊社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完全可以预见。读者也是报刊编校质量监督的外部力量，但缺乏有效的渠道来反映问题，或者即使反映了也往往得不到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回应，无法对结果进行追究，因此这种诉求往往无疾而终。 提升报刊编校质量的倒逼机制探索 在以往关于编校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中，出现的往往是一种笼统的、口号式的提法，如要端正认识、加强管理、强化培训、提升编辑业务素质等。这些提法当然没有错，但要落到实处却非常困难，经常因为大而化之、与形势和现实脱节、缺乏可操作性等而流于形式，成为纸上谈兵。虽然作为出版单位，报刊社既要注重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但对其在法律范围内的逐利行为，我们无法进行指责。我们不能要求已经成为“经济人”的报刊社放弃逐利行为，去过苦行僧的生活，这也不是国家对出版行业进行改革的初衷。对作者、编者、读者的浮躁，我们也无法指责，因为这毕竟是在大的社会形势下作为“社会人”的一种自然而本能的反应。对于作为监管者的新闻出版部门，我们甚至也无法进行更多的指责，因为监管者毕竟主要还是管方向、管政策，无法也不能介入报刊社的具体业务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理解并坐视报刊编校质量问题的存在。笔者只是想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一个意图：提升报刊编校质量，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形势需要和具体情况，使对策更具可操作性、更有效，任何脱离实际的大而化之的对策都将流于空谈，产生不了实际价值。笔者认为，要有效提升编校质量，建立一种硬性的、基于他律的倒逼机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种倒逼机制就是：就报刊编校质量问题，在作者（包括记者）、编校者、出版者（报刊社）、监管者（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读者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连接，形成层层约束、层层倒逼的状态。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