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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关系的相对性及类型化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立法论立场讨论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与相对性的冲突与协调，在分析两种基础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归纳出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类型。相对性原则是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在立法上确立的最大理论障碍，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是对相对性的有限突破。其对外效力与物权对外效力的区别非常明显，未及于权利人以外的所有人，限于约定的纯获利益的特定第三人。另外，由于“补偿关系”和“对价关系”概念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应将以上两概念分别修正为“合同关系”和“原因关系”。 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关系的类型取决于两种基础关系的类型，而不应仅仅取决于合同关系类型；其所形成的三方法律关系并非纯粹的合同关系，更非两个合同关系的简单相加，但仍属于债的关系范畴。 　　?P键词：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合同关系；原因关系；类型化 　　中图分类号：DF52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4-0186-07 　　1999年《合同法》制定后至今，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研究多数从讨论《合同法》第64条是否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开始。对此，肯定的观点认为该条的规范对象就是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1-2]，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该条规范不涉及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3]。支持者们的论证与其说是在判断第64条是否规范了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不如说是在应当规范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关系的前见下对该制度的建构。由于合同法第64条几乎没有为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范提供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框架性规范，所以即使通过扩张解释认为第64条包括了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对司法实践中的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也没有多大意义。 　　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制定中国民法典的目标，2017年3月《民法典总则》已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下一步立法机关将集中精力制定《民法典分则》。在此背景下，从立法论层面讨论建构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民法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在讨论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对相对性的有限突破和三方主体所形成的两个基础关系类型基础上，梳理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类型，将此类合同关系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以期能够对立法有所参考。 　　一、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与相对性 　　在各国立法建立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过程中，合同相对性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理论障碍。相对性被认为是合同法规则与制度的基石，同时也是司法规则坚守的重要原则。那么相对性与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他们如何在立法上共存？此为立法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在传统民法理论的框架下，相对性并非是合同之债所专属，而是各类债的共同属性。除合同之债外，还存在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缔约过失等之债。其他类型债的相对性的具体体现与合同效力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类似，强调法律效力在特定主体之间发生。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法律关系不具有绝对性，仍然具有相对性特征。但第三人不是当事人，其与立约人形成的也并非合同法律关系，更难以归入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之债的关系类型。与缔约过失法律关系有点类似，第三人与立约人的法律关系虽不属于合同关系，但与合同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将其归为一种准合同关系也是可选解释路径之一。但从立法选择上看，无论如何将其在立法上定位，第三人与立约人关系都属于债权无疑，仍然具备债的相对性特征。从制度安排上看，基于这种紧密的联系，可以将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安排在合同法中进行调整。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形成了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但没有突破债的相对性。债的相对性原则是立法将事实关联的合同进行切割独立处理策略的典型代表，现有的物债两分民法体系正是以该原则为基石而形成的。立法确立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其带来的突破仍然控制在能够维持物债两分体系的承受范围之内。合同效力扩张至利益第三人并不是对相对性的彻底否定。债的相对性原则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归纳，此概念的内容也会随实践的变化而得以不断发展。改良路径显然因成本相对较低而成为首选，其主要在原有理论基础上进行调整即可适应实践需求，在原有理论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新事物有比较妥当的解释。 　　应该说，传统债的相对性理论并非铁板一块，完全可以在保持基本特征不变的前提下对自身具体内容进行调整。物的绝对性是与债的相对性对应的一个概念，依据现有表述，两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中间状态。依物权绝对性，物权关系对应的主体是物权人以外的所有人，而依债的相对性，债的关系对应的主体仅是债的另一方当事人。于是，处于此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就表现为其对应的主体范围小于绝对权人以外的所有人而大于债的另一方当事人。中间状态存在很多样态，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就是其中之一，其涉及的对应主体是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