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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性视角下乡镇农民工调查【摘要】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对“中国结”生产基地—浙江东阳画水镇的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研究，描述了该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以族群性归纳其劳动关系、社会关系的特征。最后总结出在关注城市农民工的权益的同时，也需要将目光投向乡镇农民工，需要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让中西部的农民工享受到东部乡镇发展的成果。 【关键词】乡镇农民工 劳动过程 族群性 中国结 农民工研究亟待实现“从抽象工人走向具体工人”，即从他们从事生产劳动的角度对其加以更为细密的描述和更加深刻的理解。劳动过程理论将研究的重点返回到了生产的中心，不仅着眼于工人如何通过劳动活动把原材料转换成产品，而且更进一步揭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族群指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客观上具有共同联系，主观上形成认同的群体。笔者将以籍贯、亲缘为基础的族群性带入劳动过程中，对东阳画水镇上从事中国结产业的农民工进行调查，进而研究族群性如何影响乡镇农民工的劳动与社会关系。 东阳画水镇“中国结”业调查的基本情况 中国结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画水镇74个行政村中先后有60多个村做起了中国结，有63%左右的农户从事中国结的生产加工，不少经营户由此发家致富，年产量占到了全国的60%左右，从业人员达1万余人。随着产业的扩大，外来农民工成为编织环节的主要力量。 课题组对600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先后走访了岩下、华阳、永乐、旭光、建胜、陆宅等村。样本结构为：中国结是细致的手工活，按理说应多为女性，实际上男性占了57%，这是因为编织一些品种需要力气；年龄以中青年为主体，平均年龄为33岁，与城市中的农民工相比年龄偏大；已婚占85%，83%的人与家人居住在一起，夫妻一起打工是常见现象；文化程度偏低，小学占54%，初中占42%，高中以上只占4%；籍贯上，非农业户只有2人。农民工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贵州籍占76%，四川籍占12%，湖北籍占5%，江西籍占4%，湖南籍占3%。各省农民工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来自几个县，如贵州集中在开阳县、翁安县、太阳县。 中国结的生产劳动情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工种与技术。中国结主要包括绸布结、平结、毛结等，成品包括圈、鱼、布娃娃、流苏等。除了最常见的编结外，还有割板、喷漆、纺带、做板、缝纫等工种。样本中编织的人数占79%，其余为辅助人员。二是工资。除了看护机器的工作是按月计酬外，其他都是按照编织数量来计算工资，熟练工一天能赚90元左右（旺季）。三是工作时间。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左右，上下班的时间没有明确规定。 族群性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 劳动的连结。调查样本中，85%的农民工外出打工最主要目的是“赚钱”。族群性使农民工在外出前后形成了一个消息网，80%的人是经老乡或亲戚的介绍才到画水镇的，自己找工作的仅占15%。94%的人与家乡的亲朋保持良好联系，只有6%的人很少与家乡的亲朋联系。中国结业大多是中小型的家庭作坊，每户有七八个至几十个工人。82%的务工者选择在作坊工作。作坊中会有二三人与老板保持多年的雇佣关系，他们通常技术熟练，为人忠厚，被老板及老乡信任，他们既充当介绍老乡前来工作的角色，也充当作坊师傅的角色。 性别分工。农民工往往以家庭为单位来到东阳画水镇打工。这和城市工业区的务工情况差异很大，原因之一在于，画水镇提供了多种人力劳动工作，并且文化程度要求不高。男人从事搬水泥、运输、塑料业，女人从事服装、中国结、工艺品，老人与小孩可以做串珠子的活。原因之二在于，计件制手工活提供一定的自由度，“做手工活，我可以看着孩子”、“爸妈在这边，我可以帮些忙”、“我可以过来带孙子，同时赚点钱”。此外，随着中国结编织周径的增大，这就需要男性从事这一行业。调查显示，87%的男性从事大号编结，而95%的女性从事中小号编结。 季节性赶工。中国结业一般按件计酬，多劳多得，72%的农民工会选择加班多赚些钱。在夜晚的灯光下，每家每户匆忙地进入布洛维所说的“赶工游戏”。中国结业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因素，雇主每月通常只发700元左右的生活费，务工者赚到的钱要到年底结算。九月前的五个月是生产销售淡季，农民工的活也会减少，有些人甚至找不到工作。这时，不少农民工会选择在画水镇上找些其他工作贴补家用。等到旺季到来时，务工者及其家庭成员会聚集在中国结作坊，工作也变得非常忙碌，常常是连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族群性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 劳动互惠与市场末端。在多元族群的社会中，族群相互提供重要的服务，从事互惠的职业。当地政府明白外来劳动力带动了三大产业的发展，雇主更是明白失去工人意味着什么，他们会表现出尽量善待作坊中的外地务工者，特别是手艺娴熟的人。96%的人表示去年年底未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而个人遇到困难时，“找老板”占到了2/3。族群性使雇主与工人的联结变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