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保障“信用”生活.docVIP

用法治保障“信用”生活 　　其实，信用早已融入你我生活中。 　　从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到信用监管；从守信联合激励机制，到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从地铁逃票、交通违章计入征信系统，到面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社会信用体系已初具轮廓。 　　奋起直追的专门立法 　　据统计，截至2016年11月底，上海市信用平台累计对外提供查询2156万次，其中法人信用信息被查询688万次；自然人信用信息被查询1468万次。如果失信，意味着连骑一次摩拜单车都要比别人贵，到手的扶持资金将暂缓拨付；守信，意味着借书借车可以免押金，一边“剁手”还能一边“花呗”。历经百余年的发展，西方国家已形成相对成熟的信用制度和信用法律体系，成为国家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业的“基础工程”。尽管起步较晚，我国的社会信用立法也开始加速追赶。 　　如今，信用立法的基础条件初步具备。我国已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各类法人和其他组织存量代码转化率整体超过97%，为信用信息共享创造了条件。目前，全国信用共享信息超过7.4亿条。仅“信用中国”网站的累计访问量，就超过1.3亿人次。 　　与此同时，我国市场运行的基础性法律，也已基本完备。合同法、物权法、破产法、票据法，以及各类金融法律等制度的建立，为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奠定了法制基础。 　　立法起步，政策先导。200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实施《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2014年1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提出将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作为重要基础性工作，列入立法规划尽快推进实施，使信用体系建设有法可依。近期，中国陆续出台了政务诚信和个人诚信、电子商务领域诚信的三份改革文件。目前，银行、工商和交通等各部门间，已签署了20个联合惩戒激励备忘录，借此打造“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 　　从部委立法看，中国人民银行自2003年11月成立征信管理局以来，颁布实施《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用报告本人查询规程》《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支付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等规章。其他部委也出台了相关规定，如《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建设有中国发展特点的外贸信用体系》《药品等企业广告信用管理办法》《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等。 　　在部门立法逐步完善的同时，地方立法也不甘落后，“北上深”等城市走在了前列。尤其是上海，2016年在该市信用立法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草案）》进入快车道，迅速完成政府版和专家版立法大纲、政府版和专家版条文建议稿、意见征求和座谈调研等工作。当年12月，该地方法规草案正式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一审，有望成为我国首部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地方法规草案。 　　从上位立法看，虽然统一的社会信用法尚未问世，但行政法规建设持续推进。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特别是2013年1月出台了《征信业管理条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征信业无法可依的问题。 　　立法瓶颈亟待突破 　　不可否认，我国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上取得了不少进展，尤其是一些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文明晋级对社会信用的“渴求”，变成了政法部门制度创新的强大动力。 　　近年来，上海市各级检察机关先后以电话、网站、微信等形式，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案件信息公开、律师接待等检察服务。特别是有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助力”，许多之前留下“污点”的人，要为自己的不诚信记录付出昂贵代价。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建立了以行受贿主体情况、基本犯罪事实、判决结果等为主要内容的犯罪信息系统。2013年，长宁区一家计算机公司负责人张政，因行贿20万元被追究刑责，法院判决其免予刑事处罚。虽然没有进班房，但这一“污点”还是被记录在案。3年后，当他因工作业绩突出入选工商联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经查询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因此“落选”。 　　依托信息技术进行制度创新的，并不只有检察机关。在上海高院执行大数据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占满整个墙面的巨大屏幕上，一组组数据像蛛网一样从一个小圆点发散出去，红色、蓝色、橘色，来自公安、银行、工商等机构的各类数据，精确显示着这个圆点的社会关系、消费情况、行踪动态。一旦存在欠债不还等失信行为，当事人就会被数据之网锁定，面临被限制出境、外出不能坐飞机、不能高消费等后果。 　　诚然，上述制度创新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严格地来说，还没有进入国家立法层面。其实，不论是国务院部门制定的信用规章，还是地方制定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