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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中部农村公共生活模式变迁探究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农村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我国中部农村的公共生活模式，正在从运动式、集权化的公共生活形态向现代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化和个体化是转型期我国中部乡村公共生活的重要表征：一方面，农村社会现代化运动中物质文明的长足进步带来了货币的繁盛；但另一方面，随之而至的是公共生活领域的被浸染、公共生活模式的货币化剧变以及个体化生存压力的增大和人们宗教皈依的剧增。因此，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构建健康向上的农村公共生活模式，是今后农村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的关键。 关键词：公共生活模式；中部农村；货币化；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085-09 一、引 言 以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桑内特等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关于公共生活的研究多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关注城市公共生活。而国内一系列以公共生活为主题的研究中，包括吴育林、周菲、林尚立、廖申白等则又多是在西方语境下来讨论公共生活的相关理论及其与建构中国公民社会的关系。但城乡公共生活明显是不一样的。目前对我国乡村公共生活的研究，在学界尚处于边缘状态。实际上，国内外学界对公共生活的界定迄今为止并没有严格而一致的说法，而既有的公共生活的不同界定又不适用于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最重要的原因是缘于村庄居民私人生活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存在大范围的交织或重叠，甚至有时候，私人生活空间却承担着公共空间的功能，“公”、“私”之间难以做到泾渭分明。 一般而言，农村公共生活是指在村民家庭生活之外的公共场域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种社会生活形态，包括日常生活交往、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参与以及基于某种社会关联自主生成的集体行为和交往等。所以，在本文所运用的公共生活概念包含三个层面：即公共政治生活，主要是指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如村庄选举；经济生产生活，如村民互助与合作；社会文化生活，包括因村庄礼俗风情、村民娱乐休闲等所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态。这么看来，这和被称为一种“有机的公共生活”倒有些相似之处，因为有机的公共生活“既是社会个体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的需要，并且以个体生活与国家生活保持各自的内在独立性为前提，其目的在于促进个体全面参与国家生活。与此同时，国家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注：林尚立：《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责任构建民主》，《社会》2006年第3期。]。当然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等外部变量的注入，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转型把农村基层社会从既有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村经济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中获得了勃勃生机。另一方面，随着票制时代逐渐淡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社会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社会活动、社会交往的比例和对货币的需求正不断增加。货币不仅覆盖了农村的经济交往，也全面牵系着农村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而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是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伦理社会走向法理社会为过渡特征的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形成。 那么在社会转型期，外力和内力型构下的我国农村的公共生活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其具体的表现、存在的风险以及解决方式又是怎样的？基于此，本人于2010年6月至2011年上半年，在位处河南省中南部的C村，主要通过入户访谈、街头闲聊等方式记录村民的公共生产和生活，以期对未来的乡村研究有所裨益。C村地处平原，交通便捷，濒临城市边缘，信息通达；村民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和河南省绝大多数的平原村落一样，C村人多地少，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大潮的深度推进，近些年来村民内外——主要是从内到外——流动频繁。而这些变化不仅剧烈改变着村庄原有的公共生活，也型塑着C村新的公共空间。 二、建国以来C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 整体分析方法认为，如果把社会当成一个整体的系统，那么该系统内的“一系列变量（必须）保持在一个确定的范围之内。一旦这些变量偏离了这一范围，意味着生命秩序的混乱或死亡”。换言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子系统之间长期达不到功能耦合”，因为该系统内部自我修复机制破碎、自我协调和更新能力弱化、无组织力量不断增强等内部张力增强或外力入侵等因素，那么往往以社会秩序破坏而告终。[注：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46、368页。]当系统内部的自我更新、协调和修复机制足够强大的时候，此时系统的内力大于外力，系统倾向于封闭；反之，外力大于内力，系统就倾向于开放。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村的公共生活模式恰是在这样的系统内外力角逐和社会结构变动中经历了几多起伏，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等外部变量的注入是这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