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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思想曾像一颗星绚烂于世界天空陈春文，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海德格尔研究学者。生于1961年，1980年就读于兰州大学哲学系，1989至1994年游学于德国弗赖堡大学、特里尔大学、斯图加特大学。在精确阐述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我的思想语言，并基于对西方思想的深刻理解，提出了西方文化的真理性与中国传统的道理性之区分。 Q：痛苦烦恼的本质是什么？ 人物PORTRAIT = P 陈春文 = C P：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烦”作为“在”的存在状态和人生态度，这与我们通常说的“烦”是否一致？ C：这里的问题不只是哲学概念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张力。绝大多数读者读不懂海德格尔，尤其是他的《存在与时间》，为什么？除了语言转换和翻译的母语思想转换的种种困难之外，更根本的困难在于，海德格尔的思想是西方哲学内生的革命性的巨大事件，因为他把整个西方哲学在源头上反转过来。 要理解海德格尔完成的巨大转变，就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存在转换成关于存在的概念，这意味着，思考首先要变成无规定的思想，也可以说是空洞的思想，再把无规定的思想转换成有规定的思想，在确定的轨道上来思想，这就叫思维。自此以后，整个西方哲学史就从对物本身的探寻变为对类、类本质及属性的集合的研究，存在作为物本身则隐匿了。海德格尔说的是，思若要回归存在，就必须掉头转向存在由来的地方。 我们译为“烦”的德文Sorge就是在思的转向的紧迫处境中出现的。Sorge在海德格尔那里的意思，就是操心、牵心、扰心、忧患。是什么让达在之思的人如此忧心？是存在的沉沦，是存在在哲学历史运动中的被迫转身，因为只有转身，存在才能护佑住自己，而不至于在存在物的世界中沉沦。而达在之思的人忧心存在，因为存在是人的身世，只是经过了生产存在物的哲学运动后，人们淡忘了自己的身世，而专注于人是最高存在物这一认知。近代主体哲学更是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推动下倍增着人作为最高存在物的属性，并将之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不知有存在这回事了。 P：海德格尔认为，诗是原在借以道出自己的最基本的语汇，而只有诗规避日常语言的转化时，它才能持续地言说。在我们对诗的理解中，意象是诗歌的精华。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是意象创造了诗，还是意象在呼唤诗？ C：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诗与思同源。如果说哲学就是把存在转化为存在物的物理运动的话，那么语言就是语词筑选的结晶，两者又是相伴而生的。希腊人的哲学奠基在析解语言、提炼语素上，把语词转换成构成语言的要素，再进一步构建语素之间的功能联系，从而形成语言学的概念。这里说的语言学不是现代语言学，而是指语言的理性化。 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西方哲学的语言分析身世就意味着，存在退隐，神退隐，而存在物却昌盛起来。因此海德格尔说，“语言是耗罄的诗”。在西方哲学语境中，所谓语言，就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而非存在自身以及自身的显示。因此，海德格尔才强调，不是人主宰语言，而是在语言的言说中开辟出人，让渡出人，人是在语言的言说中横空出世。也就是说，不是人言说语言，而是语言言说出人，语言的言说使人成为可能；不是哲学规定语言如何言说，而是语言的言说赋予了哲学之所以是哲学的东西。 P：按照这一逻辑，诗人是否具有存在意义上的价值？ C：正如刚才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诗人和思想者同时是这一家园的守护人。存在若要从漫长的存在物哲学中返回自身，语言也必须返回到诗—思同源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诗人和思考存在本身的思想者仍然在溶解西方哲学这座大厦。为此，海德格尔说，“思是思想的浓缩，这思想曾像一颗星绚烂于世界的天空”。又说，“如果思的勇气源自那存在的严苛，命运的言词将骤然绽放”。 由这两句话可以对诗性和诗情做一个区分。在这里，无论是绚烂于天空的星星，还是绽放着的命运的言词，都是意象，但这种意象并不是抒情诗的意象，而是语词自身的生成和绽放，这种绽放源自存在，并呼唤存在。这不同于现代诗中的意象，现代诗中的意象说到底是从存在物哲学中挣扎的解放，但那并不是语词生成的自由，现代诗的解放程度越高，就越意味着它被存在物所参照，就越意味着离自由更远。这是现代诗的命运：因为它并不向存在返还，也不是语词自身的生成，更没有对西方哲学大厦的自觉的消解，这意象注定会像浮云一样掠过，洒落不下一颗雨滴。 这就是上述两种意象概念的区别：诗性是语词的生成，它必须以消解整个西方哲学为前提，其结果就只余下一片虚无，连一片瓦砾都不会剩下；而诗情意义上的诗人则滞留在反映水平的感伤上，既不能回应什么，也不能真正地响应什么，他听不到存在中语词生成的声音。但半是知性的诗人更糟，他既不能思物地思，又不能诗性地诗，只能在两种半吊子秋千中来回摆动。半吊子哲学家与半吊子诗人，是哲学虚无主义道路的两种半吊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