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定理的批判--0731.docVIP

“海瑞定理”经济分析的批判及经济分析的限度 王印红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青岛 266100） 摘要：海瑞定理是明代地方行政官员海瑞依据长幼有序的儒家伦理以及贵贱有别的等级观念处理“疑案”的一系列原则，苏桑二人却对此进行了经济学解读。看似得到了符合经济分析中追求成本最小化的结论，但在他们的分析中，其一，混淆了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其二，并未使用统一的分析框架；其三，用统一的单位衡量文化资产和经济资产，使得成本问题泛化。海瑞定理并非不正确，但运用经济分析并不严谨，经济分析的两个前提“理性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的条件并不满足。经济分析适用于主要投入品有难以再生的稀缺性，追求产出最大化收益的企业生产和理性行为。 关键字：海瑞定理 经济分析 疑案从无 社会成本 经济思想的扩张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界无可争议的事实。尽管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沉重的打击了以“理性人”为基础的经济理论的阐释力，但经济分析的正确性（通过灵活地变换短期或长期成本、个人或社会成本服务于预设的研究结论），使得研究者总能从经济分析的结论中找到证明其观点正确的依据，一方面让部分研究者对之趋之若鹜，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经济思想扩张的步伐。“海瑞定理”本是明代地方行政官员海瑞依据长幼有序的儒家伦理以及贵贱有别的等级观念处理“疑案”的一系列原则，“苏桑”二人却对此进行了经济学解读。尽管“苏桑”二人的经济分析佐证了海瑞定理的正确性，殊不知经济分析并不适用此领域，海瑞定理有其自有运行逻辑，那就是服从于明代时期的主流观念、舆论和制度。 本文并不涉及海瑞定理的形成与演变，而是对海瑞定理的经济学分析提出批判。当经济分析按照贝克尔的思路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入侵时，并没有考虑经济分析适用前提的满足性。当经济分析推及伦理道德、情感、法律和公共物品供给领域时，人们对个人效用特别是经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是令人质疑的，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决策时投入的重要“生产要素”如责任、爱、尊重、勇敢等具有的属性并不等同于经济学中的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在“生产”的过程中，也并不满足经济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本文第一节是研究基础和问题的提出。第二节从三个方面：即海瑞定理的经济分析中并未使用统一的分析逻辑；难以用统一的单位衡量文化资产和经济资产甚至是世间万物；混淆了短期和长期成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三个方面批驳了海瑞定理的经济学分析。第三节试图用排除法找到经济分析的限度。通过分析一些不适合经济分析领域的普遍性和共同特点，本文给出经济分析限度的两个基本的原则：定理I：经济分析适用于投入品具有难以再生的稀缺性，追求产出最大化收益或效用的企业生产和理性行为。定理II：对定理I之外的场合即使进行经济分析，结果仅为佐证或解释，不能把经济分析的结果作为行动的指导原则，因为经济分析忽视了人们决策行为的因果关系。 一、研究的基础和问题的提出 苏力（2006）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对明代地方行政官员海瑞的论述中抽象出了有关司法裁判的两个定理：“始终如一地依法公正裁判会减少机会型诉讼。”和“在经济资产的两可案件中，无法明晰的产权应配置给经济资产缺乏的人；以及文化资产的两可案件中，无法明晰的产权应配置给文化资产丰裕的人。”（海瑞定理Ⅰ和海瑞定理Ⅱ，也称之为公平定理和差别定理）。桑本谦（2008）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对疑案判决中的差别定理进一步挖掘，提出“疑案的判决应有利于预期错判损失与证明成本之和较高的一方的当事人。”（海瑞定理G）。他们一致认为尽管海瑞当年不可能具有如此精细的经济学思考，但经济学的解释力，独立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外，即便是海瑞并没有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处理案件，但是经济分析的思路有力的解释了古代司法甚至是现代司法判决追求社会成本最小化的进路。苏桑二人的文章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不难发现二人的思想与“芝加哥学派”一脉相承，其中激进的代表人物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分析有着更为透彻、更为精辟的见解，他从而把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等人文科学研究的课题统统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贝克尔看来，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的动机，都可以运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 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创立以来，日益成为人们逐渐推崇的一门显学，并形成目前庞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究其原因，主要的不外乎两点：第一，理性人假设被广泛认可；第二，经济分析方法向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广泛入侵。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理性人假设被一些学者如布坎南、唐斯等拓展到政治学领域，用来研究集体行为，并创立了作为现代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的公共选择学派。略晚一些时间，经济分析侵入法律领域，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大法官波斯纳《法律经济分析》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