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文明启明星.docVIP

中国工业文明的启明星——江南制造局 曾 明 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中华民族大事记的青铜板上，1865年这一块上刻着这样的文字，“1865年清同治四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成立。” 根据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的记载，江南机器制造局（亦简称为江南制造局）设立时间约为一八六五年五月底至六月初，由丁日昌买下美商旗记铁厂而建局。1865年，距离鸦片战争已经有十五年，这十五年来，内忧外患，一无宁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签订《江宁条约》(《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而告终，才十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两年后捻军又起，1856年英法联军又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攻陷北京……。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立的十五年，是一个天旋地转，血雨腥风的年代。 外国军队的现代舰船枪炮，甚至太平军引进的外国火器，都对仍然以粗劣的火炮和冷兵器为主的清军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中国高层的官员不得不开始正视过去被视作“奇巧”的科学技术。从1842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到1861年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批首先放眼世界的人物向当局提出了从科学技术、国家体制到人文思想的前所未有的新的主张。然而，出于眼界、思想特别是利益的局限，在清政府的高官中，军械的高下成了中国提高国力的唯一目标，似乎只要中国能够造出媲美西洋的枪炮舰船，就可以和西洋诸国一样主宰自己的命运了。江南制造局的创始者们也同样把科技与工业看作拯救国家的首要力量，华蘅芳在他的《防海新论序》中就认为“必先操可胜之柄，而后可以议战”，而这“可胜之柄”，就是他所擅长并准备效力朝廷的现代科技。洋务运动或者称为自强运动的，就是在内外双重压力下由朝廷内的有识之士和民间的能工巧匠共同发起的中国工业与科技文明的开端。 上海虹口，在今天的溧阳路、九龙路之间，有一条被称作虹口港的不大的河流，汇入黄浦江中。当时的虹口，大部份地方是美租界，美国人在虹口港两岸创办了在中国被翻译成“旗记铁厂”的苏斯和亨特公司（Thos ＆ Hunt Co.），该公司的创立日期已经不清楚，只知道1863年已经存在了。旗记铁厂的业务主要是修船和枪炮修造，在被中国购入之前，就曾为清政府造过火炮和弹药。十九世纪的时候，不仅军舰装备军械，民用运输船只也普遍装备军械用以自卫和处理冲突，因此军械的修造常常是修船企业不可缺少的业务之一。李鸿章上奏言其“技艺甚属周到，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虽有夸大，但可以看到并非只是看重旗记铁厂是一个修造船企业，而更多的是看到其在军事工业方面的综合能力。因此虽然江南后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造船企业，但是购入旗记铁厂作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基础，当时考虑的还是其较强的军事工业的综合能力。 建局仅仅两年后，江南制造局就从虹口迁出，来到当时称为高昌庙的黄浦江畔，到近年为世博会而迁址长兴岛，在那里整整度过了一百四十个年头。从虹口迁出，一方面是制造局生产弹药的规模日益扩大，周围的美国人担心有性命之虞，在一片抗议声中，不得不另寻栖身之地。另一方面业务的发展很快，到搬迁时，仅制造局的工人就已经有六百人之众，虹口港地窄水浅，根本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军火和舰船的生产要求。 搬到高昌庙，使制造局在空间上有了一个飞跃，为以后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工业企业奠定了基础。在晚清，江南制造局一直是朝廷最为重视最为依赖的工业重镇，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等朝廷重臣先后担任过她的督办，而江南制造局也没有辜负创始者的期望，为中国工业文明的最初兴起，发出了启明星的微光。 先行者总是迷茫的，江南制造局从无到有诞生了初升的工业文明。建局之初，尽管制造局有着诸如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徐华封等在建局之前就已经在安庆有所建树的中国第一批科技人员，也有旗记铁厂留下的诸如T．J．Falls（旧译科尔）的“洋匠”和一批中国工匠，其中的中坚人物，是一批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同时具有当时很少的西方科技知识的精英，他们抱着“壮心夙具凌云志”，“终教绝伎等屠龙”的自强强国的志向，在社会和政权的黑暗背景下艰难地坚持着自己的事业。但是，江南制造局要成为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军工企业，不仅对人员有着极大的需求，对知识更有着一个更迫切的需求。代表农业文明的四书五经和私塾教育完全不能为即将到来的工业文明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馆和工艺学堂的诞生虽然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那么突出的事件，但是对江南制造局来说，又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顺理成章。 严峻的事实让江南制造局的创始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的自强之梦不是单单仿制几支枪枝、几门大炮就可以实现的，中国所缺少的不仅仅是枪炮，这个农业国家不但缺少配套的工业体系，缺少技术人才，更缺少科学的知识，如果在这时仅仅致力于仿造枪炮造轮船，无异于无米之炊。因此，江南制造局不得不担负起了一个企业所罕见的文化创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