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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波斯坦的“新人口论” 　　摘 要：以波斯坦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新人口论”，认为人口数量的变化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人口论”一度被视为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权威理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理论逐渐遭到了学界的多方面质疑，从人口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到该理论的部分立足点，再到对14世纪英国经济走向衰退的解释等，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新人口论”做出了修正。尽管“新人口论”因为过分强调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而遭到批判，但是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关键词：波斯坦；新人口论 　　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剑桥大学波斯坦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以人口数量的变化为中心，对中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解释，他们的学说被后人称为“新人口论”（或“新马尔萨斯主义”）[1]。该理论自问世以来，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拟结合学者们的观点对波斯坦的“新人口论”进行简要评述。 　　波斯坦的“新人口论”，以人口为理论核心，认为人口数量的变化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据此，他将西欧的经济发展分为了两个阶段：从11世纪到13世纪，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增大，一些次等的、不太适宜作物生长的土地被人们广泛开垦。由于农业经营所获取的利润较高，许多修道院、领主都扩大了自己的耕地面积，庄园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地价的高涨，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到了14世纪，随着人口数量的减少，领主之间对日趋匮乏的劳动力进行争夺，进而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劳役地租逐渐被货币地租所取代，最终促使领主完全放弃了农奴制。此外，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土地价值的下跌，引发了大量抛荒。农业经营获取的利润低，农业发展进入了衰退期。直到中世纪晚期，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才趋于平衡，并再次恢复发展。 　　波斯坦的人口决定论问世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一度成为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权威理论。一方面，他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勒华拉杜里，他在波斯坦研究的基础上，将其提出的两个阶段统称为“第一个农业周期”，并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也适用于“第二个农业周期”（1450年至1720年），即以1650年为界，农业的发展由盛转衰。[2]勒华拉杜里的农业循环发展论是“新人口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波斯坦的理论也逐渐遭到了学者们的批判和质疑，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反对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波斯坦似乎夸大了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口的变化不应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就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人口增长能影响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力量。讨论人口所起的作用，必须结合当时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进行。”[3]其他学者更强调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例如，布伦纳发表的《前工业欧洲农村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4]一文，通过对比英国和法国农村的阶级结构，认为这种阶级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结果。希尔顿的《封建主义的危机》[5]一文强调对中世纪晚期封建主义结构的分析，尤其是农奴与地主的阶级斗争。布瓦在《反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正统》[6]一文中，则指出“波斯坦和勒华拉杜里……应该为了在中游而停止人口学的过程，以及为了不把人口学的因素并入包含一切的整体，即社会经济制度，而受到批评。” 　　第二，波斯坦“新人口论”中的部分立足点及结论也遭到了学者的质疑。波斯坦认为，“从整个中世纪来看，农业技术水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静止状态”，并且“它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7]而坎贝尔通过对13、14世纪东诺福克郡部分领主私有地的耕作状况、牲畜养殖率以及豆类作物的种植状况等的研究，表明“首先，在13世纪后期，存在能够提高英国农业产量的技术……第二，在中世纪欧洲，英国的部分地区也处在农业发展的前列……”[8]基斯科珀罗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技术变革：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批判》一文中，强调了农业技术的发展，认为“农业技术水平是农作物产量的主要决定因素”[9]。贝利在研究“边缘地区”的开垦时，也认为“人口-资源模式的结论过于悲观，它低估了中世纪农业提高生产率的能力……”[10]。 　　此外，学者在对与市场的联系、庄园管理者的形象等方面的研究[11]也表明，13、14世纪的英国领主和农民在推动生产发展方面并非波斯坦所描述的那么悲观和不灵活，相反，他们有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庄园管理者为例，他们对于天气或是价格方面的变化非常敏感，当市场上供需出现变动时，他们会相应地更改种植的作物品种。 　　第三，波斯坦仅从农业发展的角度对14世纪英国经济走向衰退进行了分析，这一单一的视角也遭到了后代学者的批判。以自然环境的变化对14世纪英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为例，环境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坎贝尔在《作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