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DOC

明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 明末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暴虐统治的武装斗争。建国以来，史学界对它的研究不断广泛、深入，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成果，其中争论较多的主要有四大问题 （一）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口号 1640年底，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粮”的斗争口号。对这个口号争论的焦点在于“均田”的含义及是否实施上。 1．“均田”的含义是什么主要有两种说法。 〔平均赋役说〕此说以王守义为代表。 他认为：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的含义就是“平均赋役”。理由有二：第一、从“均田”一词在明末清初时期人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含义来看，“一般就把平均赋役负担说成均田，这是当时流行的口语”；“《罪惟录》中‘均田’一词就是根据当时这种理解，指着平均赋役负担而言”；从明嘉靖到清康熙的历史文献中许多有关“均田”的记述，也“都毫无例外地指平均赋役而言”。第二、从“均田免粮”的史料来源看，“据我们目前所能接触的史料而言，记载明末农民军提出‘均田’口号的只有《罪惟录》的《李自成》及《朱之冯传》，不见于其他许多有关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史籍”。“我将《罪惟录》和其他史籍有关农民军的经济政策文字作了一番校对之后，觉得查继佐的记述不一定可靠，怀疑‘均田’不是农民军口号的本来面目，而是江南士大夫的查继佐在编著《罪惟录》时，以其个人所体会的农民军政策，结合自己的习惯用语，作了概括性的叙述”，将农民军的“且免徭赋”政策说成“均田”，“致滋今人误会为‘耕者有其田’”。“我们至此说明‘均田’在明末时代是平均赋役的代名词。” 〔平均土地说〕这是较通行的说法。持此说者有刘重日、周远廉、曹贵林、胡一雅、戎笙等。 刘重日针对王守义的观点指出：“均田”的含义就是“平均土地”。理由有三：第一、认为“均田”一词“在明朝末年是‘平均赋役的代名词’，或者是平均赋役的‘同义语’，究诸事实，这个论点甚为偏激”。实际上，“‘均田’就是均丈田亩或查勘土地的简称”，“农民军提出‘均田’的口号，反映着当地农民群众针对社会矛盾的关键问题，要求重新查勘丈量土地，为了平均合理负担赋役”。第二、不能把“均田”只当作赋役的“同义语”或“社会的一般含义”。《明史》中所提及的“均田”许多“是指平均田土，不是平均什么赋役”；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者和一些士大夫所提出的诸如“‘井田’、‘限田’、‘均田’的主张，或在农民军提出‘均田’口号之前或与其同时，所指都是均平土地（大致如此说），是土地分配问题，并不是‘平均赋役’如王守义同志所言者”。第三、清军进入山海关后曾颁布“新政八款”，其中之一即是“均田”，其“内容并不是平均赋役，而是计口授田”，“这又是农民军‘均田’口号是平均土地的一个很好的旁证”。“由此可见，王守义同志将‘均田’解作平均赋役，就文献与史实而论，所据极偏。就农民军的政策来说，是未究其本，有失臆断。以部分士大夫命词来解释农民军的口号，只是一面之辞。” 周远廉、曹贵林、胡一雅、戎笙也针对王守义的观点指出：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的含义是“平均土地。” 2．农民起义军是否实施过“均田”主要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说法。 〔部分实现“均田”说〕这是传统观点。付玉璋和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均持此说。 付玉璋认为：“李自成起义军不但能提出‘均田’的口号，而且在某些地区也有农民取得土地的记载。”依据有二：第一，丁耀亢的《出劫纪略》记载了“起义军在山东诸城‘均田’的情况”，“从‘至仍占种也，予亦无暇问矣’的话看来，说明了农民斗争地主，将‘文契’焚烧之后，就使地主再没办法查明农民斗争到的土地，即是说，地主虽然向农民进行了倒算，而农民仍然取得了胜利果实——土地”。第二、据《乾隆长治县志》中的一段史料，“足以说明起义军在山西地区也领导农民翻了身”，“反映了农民向地主进行清算和斗争的情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甲第田园’也被农民斗争到手”。此外，“河北、河南的农民也可能和山东、山西的农民一样取得失去的土地的”， 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也认为：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部分地实现了“均田”。其主要依据是：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均田免粮”口号后，“各地农民就纷纷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公元1643年（崇祯十六年）初，河南农民把‘南阳迤西并西北楼寨庄田俱已占完’。南阳是明唐王的封地，分占的无疑包括了他的庄田。公元1644年（永昌元年）大同的农民把明代王的‘房屋’‘土地庄窝’全部分占，所分土地多达十三万亩。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就没收了明嘉定伯周奎的‘府藏什物’和他在大兴县的‘田庄’”同时，大顺政权的地方官员也能“认真推行‘均田免粮’的政策”，“号召广大农民起来夺回被地主霸占去的土地”。而且，“大顺军本身也没收明朝官田和地主的土地进行屯田，由工政府‘屯田清吏司’管理。” 〔未曾实行“均田”说〕此说以王守义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