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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滋养细胞疾病实验探究进展 　妊娠滋养细胞疾病（gestational trophoblast disease，GTD）是一组严重危害育龄妇女健康的妇科疾病，其包括葡萄胎（hydatidiform mole，HM）、侵蚀性葡萄胎（invasive hydatidiform mole，IHM）、绒癌（choriocarcinoma，CCA）和一类极为少见的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placenta site trophoblastic tumor，PSTT）。滋养细胞肿瘤（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tumor，GTT）系指GTD中除HM以外的全部病变［1］。我国是此类疾病的高发国度之一。多年来学者们对该病从不同层面进行了多角度、大规模的研究。现将ＧＴＤ实验研究的进展做一综述。 1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与GTD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dtrophin，HCG）是一种糖蛋白激素，也是目前公认的妊娠滋养细胞疾病（GTD）最重要的肿瘤标志物。其相关分子组成了HCG分子家族［2］。 业已证实［3］：正常妊娠或患GTD时，血液和尿中可出现多种形式的HCG及其降解代谢产物，合体滋养细胞可直接分泌非缺刻HCG（整分子HCG）、非缺刻游离βHCG（F-βHCG）和大分子游离α亚单位。整分子HCG分泌后被与滋养细胞相关性巨噬细胞分泌的缺刻酶分解成缺刻HCG（nicked HCG，HCGn，指在P47与P48之间缺少肽键）由于HCGn不稳定，很快就被分解成为缺刻游离βHCG和游离α亚单位。缺刻游离βHCG最终在肾脏被代谢为核心片段（HCGβcf）。另外，非缺刻游离β还可以由滋养细胞缓慢分泌或由非缺刻HCG代谢而来。在妊娠及GTD患者的血清中除了HCGβcf的浓度极低外，其他各种分子类型的HCG在血中都有一定浓度。正常妊娠时血F-βHCG的水平很低，约占HCG浓度的0.5%~0.9%，患GTD时，由于非缺刻HCG的降解增强会导致F-βHCG的比例异常升高，据报道其水平较正常妊娠时增加4～100倍。因此，当血中测到高浓度F-βHCG时则高度提示有滋养细胞疾病的存在。此外，F-βHCG还可用于葡萄胎、侵蚀性葡萄胎和绒癌的鉴别。研究表明，F-βHCG/总HCG的比值与GTD的类型有强相关性，主要与滋养细胞分化有关，其比值在葡萄胎最低，在绒癌最高。有研究证实［4］：在15个包括绒癌的肿瘤细胞系体外培养液中检测到核心片段（HCGβcf）证明其可直接由肿瘤细胞产生。在葡萄胎清宫术后监测患者血中HCGβcf的浓度能够早期预测恶性滋养细胞疾病的发生。 高糖基化HCG是HCG的一个相关分子，由未分化或低分化的细胞滋养层细胞分泌产生。与规则HCG相比，高糖基化HCG亚基上修饰的糖基比例显著增多，糖基分化质量更大，结构更为复杂。在妊娠初期、妊娠滋养细胞疾病中，细胞滋养层细胞是主要的滋养层细胞，相应的高糖基化HCG水平分泌增多，揭示高糖基化HCG水平与早期妊娠的发展、滋养细胞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联系。高糖基化HCG具有特殊的侵袭性，在异位妊娠、Down综合征、先兆子痫中也有异常分泌。 国内外关于HCG的测定方法很多，近年来主要为免疫测定方法，包括放射免疫测定法、免疫放射测定法和酶联免疫测定法。随着实验医学的进步，自动化和超速梯度离心法等技术的发展普及，用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荧光标记的分光光度测定法已逐渐得到普及。这不仅使测定方法的灵敏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也大大提高了检测的特异性。目前的技术已可以测定HCG的不同亚单位。晚近研究发现：高糖化HCG（hyper-glycosylated HCG）在GTT患者中含量极高［5］，它是绒癌细胞分泌的主要相关分子，其分子含有两个O键连接的寡糖侧链及1个大的N键连接的寡糖侧链，故又被称为侵蚀性滋养细胞抗原（invasive trophoblast antigen，ITA）其对GTT的诊断具有独特的价值。另外，在唐氏妊娠（Down pregnancy）时，ITA的含量也有所增高，而正常妊娠时其血清含量则很低。因此，ITA可作为鉴别正常与异常妊娠的重要指标，尤其对GTD的诊断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6］。 2 端粒酶与GTD 端粒是位于染色体末端的一段富含C的重复DNA序列，它在维持染色体稳定、调节细胞衰老和死亡中期重要的作用。正常情况下人类细胞中测不到端粒酶（telomerase）的活性。在妊娠滋养细胞增殖和生长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端粒酶活性表达，研究证实在滋养细胞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端粒酶起到重要的作用［7］。Amezcua等［8］系统研究了端粒酶反转录酶（hTERT）的表达与持续性滋养细胞疾病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在持续性滋养细胞疾病患者中均可测出端粒酶活性及hTER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