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I-2—寻租产权与中国转型经济及“异常”特征.邢祖礼.pptVIP

2008年香港经济学双年会 地点: 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 2008年12月15-16日 集权政治、租金机制与企业的性质 ----兼论中国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邢祖礼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研究所 E-mail: xingzuli@163.com 内容提要 本文引入“潜产权”概念和租金机制来构造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作者从集权和法律缺失两个转型背景下发现“潜产权”普遍存在，这些“潜产权”介入企业，从而改变了企业的性质。随后，通过企业这个微观主体，论文揭示了集权对经济发生作用的内在逻辑，为“透视”转型期中国经济的三大“异常”特征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 一、引言 近三十年来，中国转型经济呈现出以下三个“异常的”增长特征：高速度、粗放式和贫富差距扩大。对这些增长特征的理论解释一直是研究者的焦点，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遵循由浅入深的理论层次，或者分析其中一个特征，或者其中两个特征，未能为这三个“异常的”特征发展出一个逻辑统一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的经验事实提供更为深刻的洞察力。 一、引言 钱颖一等学者发展出一套“分权理论”，强调中国转型的成功与分权化改革密切相关，经济分权对微观经济个体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效应。一方面，这些经济激励机制与中国特殊的“M”型组织结构结合，不可逆转地培育出市场机制和地区竞争，在此基础上各地区之间发生了改革实验和模仿，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Qian and Xu，1993）；另一方面，财政分权是一个“促好的竞争”（race to the top），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Qian and Weingast，1996；Qian and Roland，1998)。分权理论在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它从理论上无法回答，为什么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必定就是一个“促好的竞争”？ 一、引言 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0)将中俄改革绩效的显著差异归结为中国集权政治的作用，认为中国的集权政治制度对“促好的竞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定程度弥补了钱颖一的分析缺陷；周黎安（2004，2005，2006）和王永钦等（2007）借鉴Besley and Case（1995）的“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概念，发展出“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机制来解释为什么“高速度和粗放式”两个增长特征同时并存，对集权政治制度的认识和地方官员行为的分析向真实世界向前推进了一步。 但必须指出，这类分析没有严格将地方官员的行为分析建立在“个体主义”选择基础之上，缺乏对集权政治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全面了解，过分夸大官员晋升动机的刺激作用。 一、引言 寻找转型增长的“微观基础”成为理解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三大特征的最佳途径，然而已有关于“制度与增长”的研究文献不仅没能为我们探讨“微观基础”有所帮助，相反，因为它们之间相互矛盾的研究逻辑阻碍了我们的进一步努力。理论上，施莱弗等认为集权与“掠夺之手”紧密联系，产生寻租活动，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Shleifer and vishny，1993，1998；Frye and Shleifer，1997；施莱弗等，2004），在他们看来，除非寻租活动是对“制度性扭曲”进行纠正的次优选择，否则寻租活动与增长很难兼容，这一结论为也为众多学者所接受（North，1990；Sachs and Warner，2002；陈抗等，2002），然而在分析中国的集权政治的作用时，施莱弗却得出结论说，集权政治有利于中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地方官员的寻租活动（Blandchard and Shleifer，2000)，这明显与寻租活动盛行的典型事实不符。 一、引言 中国转型增长过程中寻租活动盛行的事实迫使研究者对租金机制的作用进行重新思考，张军等学者发现，中国官员的腐败或者受贿行为并不一定与政府的作为相悖，他们的寻租活动似乎具有刺激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活动中得到有力的经验证据（张军和金煜，2005；张军，2006；张军等，2007；Mauro，1998；Tanzi and Davoodi，1997）。然而经验证据并不能够代表理论逻辑，张军等在中国的城市基础建设的投资活动中发现租金机制的作用，却没有将租金机制与集权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更没有将从租金机制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因此没有抽象出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框架，无法从理论上回答，在中国政治集权条件下，租金机制为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呈现出粗放式特征，而且还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本文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