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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荷兰病”影响中国财政收支格局的实证 一、“荷兰病”与中国式“荷兰病”相关理论综述 在国际经济学文献中，著名的“荷兰病”(Dutch Disp,ase)于20世纪60年代荷兰对其海岸沿线新发现的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荷兰也因此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然而，在自然资源带给荷兰巨大财富的同时，荷兰盾大幅度升值(即“汇率升值效应”)，国内其他工业特别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与出口工业则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了逐步萎缩的所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 作为“荷兰病”研究的基础性和代表性成果，Corden and Neary(1982)发现，自然资源大开发将导致由巨额财富带来的所谓“支出效应”(Spending Effect)以及由繁荣工业诱发的所谓“资源转移效应”(ReSollrce Movement Effect)，从而产生其他工业因遭受挤压而不断萎缩的“去工业化”现象以及国内非贸易品(Non- Traded Goods)对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的“真实汇率(Real Exchange Rate)升值”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和决策层更多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关注“荷兰病”，提出了著名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假说，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导政府选择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并滋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惰性(即“体制惰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这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Sachs and er用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联系，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有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更低的社会福利水平。不仅国家层面如此，徐康宁、王剑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现象。从此，人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于某种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危险性。 最近，龚秀国结合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在研究传统“荷兰病”的理论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荷兰病”的理论并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中国式荷兰病”的存在。与传统“荷兰病”源于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同，“中国式荷兰病”则源于中国人世后大规模开发利用自己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人世后中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确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在探讨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影响的基础上，龚秀国考证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发现在人世后激烈国际竞争和“资源转移效应”的双重挤压下，我国农业出现了逐步萎缩以及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日益弱化的典型的“去工业化”现象。龚秀国、邓菊秋，龚秀国、邓菊秋，龚秀国进一步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城乡就业以及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我国就业增长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持续繁荣，以及在“体制惰性效应”影响下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日益恶化，等等。 在当前全球同舟共济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考证我国财政收支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它既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也涉及到我国国家信誉与国际经济地位。本文将对入世以来中国财政收支体制在“中国式荷兰病”影响下的具体反应及其演变态势进行实证分析，进而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或者思路。 二、中国式荷兰病影响中国财政收支格局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空前繁荣以及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财政收支状况大幅度改观，从而为我国政府不断完善财税体制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首先，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外债偿付能力和国家信誉迅速提高，但外债结构呈现恶化的趋势，从而给国际投机资本创造更多可操作空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尽管中国外债余额从2001年的1701亿美元迅猛增长，到2007年已高达3736亿美元，净增2倍多，但是，在繁荣的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加工贸易的有力推动下，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偿债能力：按照国际收支口径统计，外债偿债率(指偿还外债本息与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负债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债务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在入世后呈现稳步下降态势，而且一直都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见表1)。 随着人世后中国国际支付能力和国家信誉的逐年提升，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占中国外债余额的比重已经分别从2001年的13.9％、16.2％下降为2007年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