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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分析 一、引言 　　我国从1992年开始进入了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体制的确立，加速了社会经济开放度的提升，由此带来的直接经济效应就是FDI加速流入中国。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 2007年所发布的“世界投资预测调查（2007-2009）”相关数据，中国被视为2007年至2009年期间世界最具有吸引力的商业地区，成为世界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首选区位，中国所吸引的FDI规模也不断扩大如图（1）所示。虽然中国是FDI的吸收大国，但是这些流入的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呈现出极不均衡的态势。如表（1）所示，自从中国吸引FDI以来，东部地区一直是外商选择在华投资的主要地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历年吸收FDI的比重变化如图（2）所示。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区域发展的政策调整时期。2000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4年，为了平衡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格局，中央又提出中部崛起战略。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改善基础设施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FDI的规模波动来看，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来看，在1994年以前都是处于剧烈波动的阶段，而在1994年以后投资波动变化较为平缓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引进的FDI在区域之间分布出现明显的差异？同时，又是什么原因导致FDI在不同阶段波动程度相差较大？其实，这些都是FDI区位选择问题。近年关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如Coughlin（1991）将产业集聚度、东道国居民收入、区域面积、劳动力供给状况、交通运输的便利程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状况作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主因；Borensztein （1998）研究认为，FDI区位决策中需要重点考虑东道国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对于国内研究FDI区位选择的文献，大多数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市场开放度、成熟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劳动力成本、 产业结构、 政策优惠程度、 教育发达程度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孙俊（2002）、张海洋（2003）、朱玉杰（2003）、杨海生（2010）等。还有学者研究了东道国社会经济因素对FDI区位选择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来讨论FDI区位决策因素，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FDI区位选择模型构建 　　（一）国内外研究FDI区位模型的基本范式 　　由于各种数据的限制，本文通过使用1995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东、中、西部引进外资的数据来检验FDI区位选择模型，以便最终验证本文假设各种因素对FDI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在这里，使用的是区域面板数据，在使用面板数据时：首先要利用F统计量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选择面板模型类型：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由于本文所选用的样本数据是1995年至2008年14个年限的面板数据，其时间序列并不算长，因此，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ELS）来进行估计，使用软件为Eviean检验，如果H＜x20.05(3)，且对应的P值在15％以内，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反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二）FDI区位选择经验模型构建 　　本文在建立检验模型时，参照国内研究FDI的通用模型来作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修正，以便适应本文的数据分析。 　　（1）模型变量的选取。通过前面章节的分析，本文选择以下因素来作为影响在外国的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具体详见（表2）所示。在上面的影响因素中，制度变量在检验时使用虚拟变量来表示，这就需要对我国引进FDI的阶段进行详细研究，并对每个阶段的政策影响做出详细分析。根据所选用的数据，其期限为1995年至2008年，而影响东中西部地区FDI的政策因素主要是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和2004年的中部崛起战略，见图（4）。可以看出，2000年、2004年确实分别对中国西部和中部引进的外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本文将这种制度的影响分别使用如表（3）中的虚拟变量来表示。 　　（2）经验模型构建。本文使用一个以FDI为被解释变量的生产函数来研究中国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检验制度因素、成本因素、市场规模、FDI集聚效应以及地区基础设施状况对FDI的影响，模型结构为：FDIj=f（Pj，j，Cfdij，Kj）。以FDIj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内引进的FDI数量，使用对应地区当年引进的FDI绝对数来表示；Pj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的制度因素，使用其虚拟变量来表示如表（3）所示；j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的市场容量，使用该地区GDP来表示；Cfdij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FDI的集聚程度，使用该地区累计吸收FDI的数量来表示；Kj）表示中国第j